转:《末日审判书》数码化

《末日审判书》土地志其中一页
《末日审判书》土地志其中一页
记录了九百多年前英格兰土地概况的《末日审判书》(The Domesday Book)曾经历尽沧桑。现在这部有英国国宝地位的土地志再次“变身”。

英国国家档案局(National Archives)推出了《末日审判书》土地志的网上版本。

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成为英格兰国皇威廉一世后,在1085年下令调查英格兰的人口和土地分配的情况。

这部“帐簿”在1086年1月至1087年9月完成。

九百多年来这部土地志曾被翻新、抄写、摹写、甚至被藏在监狱内,现在与新科技看齐,推出数码版。

《末日审判书》专家阿德里安·艾尔斯(Adrian Ailes)表示,这是这部土地志历史性的一天。现在人们可以在网上查看11世纪的英格兰。

国家档案局动用不少人力物力把它数码化,包括历史学家、资讯科技工程师、《末日审判书》专家等专业人士早在1985年已开始准备工作。

在国家档案局网站上浏览这部土地志是免费的,下载有关资料的话须付费3.5英镑。

史学家认为,威廉一世下令进行的土地调查,目的是方便他管理英格兰。这部土地志名叫“世界末日”(Domesday或古英语作Doomsday)强调了它的权威性。

区块链作为生产关系的体现

编者按
“货币金融圆桌会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创设的高层次季度论坛。论坛力邀国内外著名金融专家,探讨货币金融改革与发展之路,目前已经成为货币金融领域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在金融理论界和实务界享有盛誉。“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16 夏”于6月26日在北京举行,能源区块链实验室创始人、美国Factom公证通公司副总裁王立仁先生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王立仁先生在题为“区块链对生产力的促进和推动”的演讲中指出人们使用的钞票、票据本身并不是货币,货币其实是整个体系里面的账目以及清算所所构成的体系, 通货(法币)只是这个体系的代表和体现。现有的互联网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人们可以通过区块链解决互联网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方面的问题,从而改造各个行业中的经济活动并产生新的动力。
以下为王立仁先生的演讲摘要:
一、货币是一套观念与实践货币是一种体系,新型生产力是指在新的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几十年,有很多新的生产劳动方式和互联网进行结合,产生新的生产方式,包括能源区块链、农业区块链、纺织区块链。回望几千年以来金融技术的发展,其作用是为了保证合约的真实性,让合约背后的权益可以流动起来。实现的代表形式——媒介和媒体,也在不断的变化,从一开始对自然物的加工,形成陶片、木棍、纸等,到现在用电子文档进行传递,媒介和媒体从有形变成了无形。货币在其中作为最重要的合约要素,是一种计量单位,也是一种体系。

中国北宋发明了交子,交子的发明和四川成都印刷术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雕版印刷术成熟了以后,通过青蓝黑三色套版印刷,交子就很难伪造了。接着是费币,这是1900年被记录下来,被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等人分别介绍过的信息,有一个孔的大圆饼石头中就是费币。市场交换完毕以后,卖家通过木棍的方式把大石头弄回家,但对于很重要、重大的交易,需要用到很重很重的费币,并不会把石头搬回居住的地方,交易双方只是在上面做一个记号,做一次清算。费币背后是套以信用记账或者以这种账目进行清算所构成的体系。数字时代,我们以数字化方式支付的数字本身不是货币,货币是整个体系里面的账目以及清算所构成的体系。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货币就是一个社会技术,它是一套观念和实践,是通过观念和实践组织生产消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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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费币

二、互联网存在着结构性缺陷

信息技术在过往60年的快速发展,在我们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互联网可以传递信息,但是不能满足协作交换的需要,无法传递价值,即无法大规模、低成本的传递价值,原因是现在的互联网有结构性缺陷。互联网及其前身阿帕网(ARPAnet)诞生在上世纪60年代,源于美国国防部为了应对前苏联的卫星上天后,前苏联可以把核弹丢在美国本土的威胁,规避电路交换的电话系统的易毁失性,故用分组传输的思想传递数据和信息,但是数据的隐私和信息的安全,是靠军队的保密制度来做的。要靠技术和制度双层的保证,数据才可以安全可靠地传递。军队保密制度确保合适的人,才能看到合适的数据,乱看数据是要吃枪子的。1994年以后,信息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开始后,大量的民众接入互联网,保密制度就倒掉了,制度失效了,没有办法检验互联网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1995年《纽约客》杂志有一幅著名的漫画指出:不知道互联网另一端是人还是狗,指的就是数据的不可靠性。

规范互联网建设的标准是一系列名为“请求评论”(RFC, Request for Comment),它们是以阿拉伯数字编号排定的文件,研究这些标准能看得出互联网发展的早期是不考虑安全标准,而和隐私、安全相关的标准都是后期打补丁打上去的。第一个RFC是1969年发表的,定型的TCP标准、IP标准是在1981年。1987年2月出现了第一份非强制性的安全协议:涉及Email的隐私处理。也就是说,互联网开始运转整整18年后,终于开始有关心网络安全、数据隐私的标准了。然而互联网技术核心及其标准是不讲安全和隐私的,当产生了路径依赖后,随后的互联网安全都是打补丁。包括我们看到的巴拿马律所文件的泄漏事件,本质的原因就是结合了互联网另外一个结构性缺陷——HTTP协议造成的。数据生产产生完以后就落在服务器里面。服务器掉线的时候,服务器下面,或者说数据中心下面所挂的数据全不见了,互联网是健忘的。这种目前统治了互联网应用的HTTP协议所造成的结果是有宿命的。图二是世界上首台WEB服务器,便签纸指出它是服务器不能关机,这是现有互联网数据的宿命,而区块链所带来的数据是分布式存储,是不会丢失和掉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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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不能关机的WEB服务器

三、如何用区块链进行清算

从市场角度来看区块链的全系统图,市场参与者有供应者、购买者、清算记账员。从技术角度来看,分层、分级有非常多的模块,有的在记账,有的在交易,有的在产生数据,有的在交易权益等等。比特币的区块链出现了以后,引发了一个思考,其实解决了前面互联网的缺陷。针对不能有效转让数据的问题,区块链可以通过账户清算的方式,把一个数据移到另外一个账户里面去。从银行角度来说,就是先支付、后清算、不可逆,在账户之间转让所有权。它是很棒的技术,但是解决的是非常简单的老问题。从信息安全的角度来看,数据在转账记录之间进行流动的时候被打上了标签,每个数据在互联网中流动的时候有记忆,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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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区块链的全局系统图

区块链中清算记账机器的工作就是记账员和会计,这些设备默默的在一个角落里面待着,开机以后就帮我们做清算,在不同的账户之间转移数据,虽然是一台简单的PC机,但是起的是清算的作用。看上去这个设备非常低端,相比原来动辄上千万的清算机器,新一代的分布式清算设备确实值不了多少钱。

区块链的特性是,它是社会性的技术,支付和清算依附在上面的权益,通过市场发现价值,根据供需由市场定价、流通,分布式产权管理、分布式路由、分布式数据库存储、分布式共识。产权确定下来了,然后在市场里面发现它的价值,通过市场发现某一个权益的价值,转让和流通的时候,需要记账共识。

四、用区块链改造后的新生产力

任何一个产业都可以用区块链来改造,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社会性的一般劳动,都可以用区块链这种思想或者带来的技术进行记账、对账、分账、销账和审账。

举个例子,基于区块链实现的云存储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力。但使用区块链的方式来运作,用这个系统对活动进行记账、测量和处置,当客户存储文件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存储需要,精确到每一个bit来付出此系统中的通货-Siacoin,而服务器或者主机端想接一个单子,需要提供对应的抵押物,即此系统中的抵押物-Siacoin,服务器端需要提供够96%的存储时间,如果达不到要被惩罚,抵押物就会被没收一部分。此种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存储可以安全保存数据,并且保护隐私。从技术角度来讲这是非常牛的方案。并且它的成本非常低,存储云盘的时候,每个月每两个T是10块钱,通常是200个G,1个G是好几分钱;而基于区块链的云储存,每个T只要4毛钱,这种市场机制下价格只有现有存储价格的百分之一。 整个互联网不关闭,数据永远不会丢。其实这种创新最关键在于,用市场的方式,互相协作、互相交换和交易,把互联网上的冗余空间用上了,这是共享金融,是存储领域的共享经济。就是说Siacoin在云存储市场中创造了一个货币体系,发展出自己的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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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Sia的云存储体系

再举一个例子:用区块链改造能源产业,拿光伏发电的模型来说,这里有光伏发电、售电、卖电等很多的环节,清算对账已经很不咋,很难说清楚了。而目前碳排放权的生成周期是7个月,可以看到市场流动性有多差。而用区块链改造能源界非常好,因为它可以把能量信息化,信息货币化,简单也可说能量证券化。用区块链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传递这个权益。同样的方式对应过来,区块链也可以保护隐私,对整个过程进行计量、强制信任、泛在交互、自律控制,分布决策,协调演化。比如说针对电动汽车的区块链的应用,用区块链技术可以进行改造,可以做一个电动车的区块链的应用,会有上千亿的市场。

信息不对称是早期的金融业态,信息对称以后,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金融路线图。 Siacion的系统可以支撑里面的经济活动,对经济活动进行计量和记账。做能源区块链用CCER的方法论,要执行这个方法论需要一套完整的设备和程序,而靠人来运行程序,成本太高,交易摩擦太大。而如果用各种各样的物联网的设备和程序的话,成本就可以降下来。因为很多新的生产力在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满足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区块链确实有它的发展空间。

图四.区块链的非金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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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与展望

深网(Deep Net)可以买英联邦的护照,不到4个比特币就可以买一个,用上自己的真实照片和名字,而且可以安然无恙的进出海关,如果不去监管的话,地下经济和黑经济会继续发展,这是一个风险。

英国护照

图五.深网中贩卖的英国护照

但话又说回来,这也说明比特币是一个全球的支付清算网络,而且比特币的清算基础设施有70%都是在中国国土上,都是用人民币构建出来的资产,从逻辑上,比特币其实是人民币资产,是以人民币作为锚定物的,随着比特币的传递,其实也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化。相比于SWIFT、CHIPS,以及我国自己的CIPS,建造和运营成本都更低。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Circle公司,它已经看到了用比特币网络来清算的优势,且一直在发展。

在互联网时代,基于区块链可以大规模、低成本创造价值、传输价值,所以医疗保健区块链、体育区块链、能源区块链、金融区块链、纺织区块链等可以拿来改造,并创新发展更多的产业,从而使我们的供给侧改革成功,使我们的调结构也能成功。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于王立仁先生会议演讲PPT

(整理人:李玄靖、赵旭)

暗网Dark Web、深网Deep Net里面究竟有什么?用比特币购买英联邦的护照

今天看到一个网页,在深网(暗网)里面卖大英帝国的护照,2000英镑,大概4.785个比特币。

可以按照购买者提供的信息和照片进行制作,这些信息都被会送进官方的护照数据库。

当然可以任何地方使用并通过检验,甚至可以进入欧盟和英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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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护照

曹寅:区块链网络动力学对世界的解构和重构

曹寅是我们能源区块链实验室的合伙创始人,写了如下文章,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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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这三个人都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革命家。马克思的意思非常明显,生产力的革命是一切生产关系革命的基础。

从蒸汽动力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入了新纪元,从线性发展,跃迁到指数级发展,尤其是进入计算机时代以来,重大技术突破层出不穷,技术进步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思考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速度,结果导致,我们难以对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意义,给予准确并且具备前瞻性的战略评价,做出这种评价需要评价者兼备对于技术本身和生产关系的深入理解,这并非易事。不过,如果没有能够对技术进步本身的意义进行总结、抽象和升华,技术的发展必然遭遇严重瓶颈。任何一场生产力革命,都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基础给予思想指导,这就好像,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之前,欧洲工人阶级进行了多次建立社会主义政体的尝试,但全部失败,最著名的尝试就是巴黎公社运动,究其原因,缺乏成熟理论指导首当其冲。

目前,区块链的发展虽然刚刚步入正轨,开始得到主流社会的重视,但是由于区块链技术前所未有的去中心化和去信任化功能,给产业界带来了巨大震撼,区块链产业革命的概念已经隐约出现。不过纵观目前全球的区块链团队,不论是创业团队还是公司内部团队,并没有多少企业能够从生产力革命的角度设计区块链企业的发展战略,这除了能力有限以外,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目前并没有成熟理论,能够从生产关系重构的角度阐释区块链技术带来的革命性意义。

作为一种重要的使能技术,区块链的应用场景在于互联网,因此可以从网络动力学的角度,系统阐述区块链技术带来的社会学意义。互联网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复杂系统,其内在规律的研究是近年来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网络动力学研究的就是在这个超复杂系统内,几组基本作用力以信息作为传导介质对人类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基于时间积分的动态影响,并且将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以抽象的数学模型和普适的数学语言进行解释和预测。

全球知名的美国理论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在其经典著作《社会宏观动力学》中指出,有几组最基本的作用力决定了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各种社会现象都是这些基本作用力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些基本作用力包括:

(1)人口规模和增长率;

(2)生产水平;

(3)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分配总量和速率;

(4)权力的中心化程度。

除了人口规模和增长率,区块链影响了四大社会基本作用力中的一项,彻底改变了另外两项,区块链通过其强制信任和点对点互动功能彻底改变了权力集中和运作的方式,也改变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分配方式,并且通过对二者的颠覆,又大幅度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区块链技术具备大幅度改变世界能力,可以同电力、互联网等技术革命相提并论。

从网络动力学角度来理解区块链技术的革命性意义,我们可以将区块链技术颠覆生产关系的过程阐释为“解构”和“建构”的过程。

解构物理第一性原理的社会学运用

大部分人听说“物理第一性原理”还是因为Elon Musk创造性的将其作为思维方式用于电动汽车和储能的商业战略,虽然Musk对于“物理第一性原理”的理解并不恰当,但瑕不掩瑜,“物理第一性原理”作为量子力学的一种求解工具的确在我们经济生活中也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

“物理第一性原理”原来是指,根据原子核中的质子和外围电子的互相作用的基本运动规律,运用量子力学原理,从具体要求出发,直接求解各种微观物理现象的算法。之所以称之为“第一性原理”,主要是因为进行物理第一性计算的时候,除了使用电子质量、质子质量、以及恒定不变的终极常数:光速,不使用其他任何的经验参数。通过“物理第一性原理”算法,我们不仅可以解构所有的微观物理现象,甚至只要有足够的算力,还可以解构和解释所有的宏观物理现象,比如地震、爆炸、闪电,甚至恒星毁灭和诞生。

区块链技术正是“物理第一性原理”应用于生产关系解构的最佳工具。当下,我们人类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种组织关系非常复杂,从合伙关系到公司制企业再到各种行业联盟,从政党到国家再到各种国际组织,同时,为了使资源在生产关系主体之间流通,并维护各主体之间关系的秩序,人类还设计了各类商业模式、制度和法律,创造了大量为了维护模式、制度和法律运行的第三方机构,比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法院、交易所、银行、券商、保险公司等等。这种中心化的资源调度和权力分配制度消耗了大量生产资源,但是区块链技术出现以前,这种井然有序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严整的社会秩序是极有必要的,因为目前的组织形式是在当前生产力水平下,能够确保信任有效传递的持续帕累托改进后的进化结果。

但是,在区块链时代,传统的社会契约形式,将被颠覆。区块链以点对点信任直接传递和强制信任化的功能,实现了生产关系的解构,其解构原理非常类似“物理第一性原理”对于宏观物理现象的解构,任何尺度的宏观物理现象,不管是是山崩地裂,还是日月运行,都可以用最基本的质子和电子间的关系来解释。在区块链时代,任何经济行为,不管是股票发行还是破产清算,任何组织形式,不管是创业合伙还是跨国企业,都将被区块链解构,解构为最基本的人和人之间的经济行为。

建构以人为细胞的元胞自动机

当我们习以为常的中心化生产关系被区块链技术以“物理第一性原理”解构之后,如何重新建构新的生产关系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在区块链时代,生产关系将以“元胞自动机”模型重构。

元胞自动机是由“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作为一种并行计算的模型而提出的,其定义是,在一个由元胞组成的元胞空间上,按照一定局部规则,在时间维上演化的动力学系统。具体来说,构成元胞自动机的部件被称为”元胞”,每个元胞都具有一个状态,并且这个状态属于某个有限状态集中的一个,例如”生”或”死”,“1”或者“0”,“黑”或“白”等等;这些元胞规则地排列在被称为”元胞空间”的空间格网上,它们各自的状态随着时间变化,最重要的是,这种变化根据一个局部规则来进行更新,也就是说,一个元胞下一时刻的状态决定于本身状态和它的邻居元胞的状态。元胞空间内的元胞依照这样的局部规则进行同步的状态更新,大量元胞通过简单的相互作用而构成动态系统的演化。这些元胞的地位是平等的,它们按规则并行的演化,而不需要中央的控制。在这种没有中央控制的情况下,它们能够有效的“自组织”,因而在整体上涌现出各种各样复杂离奇的行为。这就启发我们,集中控制并不是操纵系统实现某种目的的唯一手段。

元胞自动机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动力学模型。既简单又复杂,规则简单,主体明确,但却又可以演化出非常复杂的动力学系统。这种通过元胞和元胞之间点对点关系,并且遵循一定规则互相作用的动力学模型,非常类似在区块链上的人和人之间互动的网络动力学模型。元胞自动机的四大基本元素在区块链网络动力学能找到一一映射的对象:主体元胞-经济活动主体(人)、边界明确的元胞空间-边界明确的经济生态圈(行业生态圈或者企业生态圈)、邻居元胞-与主体发生关系的客体(其他人)、规则-商业规则。这四大区块链网络动力学要素在时间维度上的演化过程非常符合元胞自动机的演化模型。在一个边界明确的经济生态圈中,每个主体下一时刻的状态,决定于主体与同他发生经济关系的客体的状态,并且所有主体都依据有限并且确定的商业规则进行同步的状态更新,大量经济主体构成经济群落,通过简单的相互作用,构成动态系统的共同演化。

这种演化是中性的,也就是说,经济生态圈可能会随着演化而消亡,也有可能会停滞,也有可能会进化成更高效率,更大规模,互动更频繁的新生态圈。根据元胞自动机模型目前的研究,元胞自动机可以分为四类:

1、停滞型自初始状态开始,经过一定时间运行后,每一个元胞处于固定状态。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2、周期型经过一定时间运行后,元胞空间趋于一系列周期结构,周而复始的循环。

3、混沌型自初始状态开始,经过一定时间运行后,元胞自动机表现出混沌的非周期行为,没有确定的变化规律。

4、复杂型介于完全秩序与完全混沌之间,在局部会出现复杂的结构,或者说是局部的混沌,其中有些会不断地传播,形成“涌现式”计算(Emergent Computing)的演化。

▲第四种元胞自动机模型“繁殖者”

这就是在区块链网络动力学下的生产关系的进化模式,最有竞争力的将是第四类的复杂型元胞自动机模型。由于元胞自动机的进化只由元胞自动机的规则而影响,因此不同元胞空间之间的竞争其实就是不同元胞自动机的规则之间的竞争,其竞争的要素在于也仅在于如何设计不同主体间的互动规则,在基于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区块链网络动力学模式下的企业组织将全部以DAO(Distribut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形式存在。

为了更方便理解以元胞自动机为模型的生产关系重构和进化,举一个例子。P2P信贷是互联网金融的重要形式,但目前P2P信贷仍然是平台中心化模式,并非直接点对点方式进行借贷,在应用区块链技术之后,以元胞自动机模型重构P2P行业,人与人之间的借贷活动直接发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根据基于区块链的协议得到自动执行,所有主体可以同时既是借方又是贷方,大量借贷主体之间发生的关系造成整个P2P信贷生态圈的进化,其进化或者退化模式既可以是横向的,即信贷主体数量的增加或者减少、主体间信贷频率和额度的增加或者减少;也可以是纵向的,即整个P2P信贷生态圈演化更高级或者低级的商业模式。而生态圈进化或者退化的关键就在于规则的设计及执行。

基于元胞自动机模型的生产关系建构同传统的生产关系组织方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存在一个以资源配置为功能的权力和信任中心来主导经济生态圈的演化。在基于元胞自动机的模型下,一种自发的秩序仍然会在整体层面构造出来。而且,一旦这种涌现出的自发序复杂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又会形成一个完全崭新的虚拟层级,这个虚拟层次的出现,会引发又一轮全新的虚拟层次中的进化。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将复杂等同于无序,其实无序不是复杂,有序同样也不是简单,复杂存在于完全无序的边缘。而且,复杂性产生的基本机制是恰恰是简单的重复,复杂系统的复杂现象是主体之间简单相互作用重复的结果,复杂系统存在简单和复杂的对立统一,在区块链时代,我们习以为常的生产关系将被“物理第一性原则”彻底解构,解构后的个体将以“元胞自动机”的方式重新建构,并且实现生产关系的彻底进化,一个完全陌生但又激动人心的经济新生态将出现,人和人的关系也将随之重新定义,区块链网络动力学则是这种经济新生态的理论基础,一切基于区块链的改变和创新都可以通过区块链网络动力学来阐释和预测。

全球首个能源区块链实验室成立:未来已经发生 只是尚未流行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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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全球首个能源区块链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在北京对外宣告成立,该实验室由上海宝碳能源董事长朱伟卿、深交所综合研究行业研究团队负责人林乐、信达证券区块链首席专家曹寅、著名区块链企业Factom公证通公司王立仁联合发起成立。

林乐解释,所谓“能源区块链”,就是区块链+能源,区块链技术在能源领域的应用,将能源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能源领域和数字领域正在进行一场变革,能源区块链和金融的相互融合会碰撞出绚丽多姿的产业生态,形成改变行业、世界的变革性力量。行业的发展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一个大融合的时代,技术是基础,产业是土壤,金融是催化剂。“未来已经发生,只是尚未流行。”

实际上,对能源行业的大多数人而言,区块链(Blockchain)这个来自比特币领域的重要概念,并不那么熟悉。

对此,曹寅解释,所谓区块链是指通过去中心化和去信仸的方式集体维护一个可靠数据库的技术方案,主要表现形式为分布式账本+密码学+认证机制,加密货币仅是表现形式之一,是实现价值互联网的底层技术。从理念上看,区块链网络动力学,完全基于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去中心化或弱中心化的价值新体系。从商业上,基于区块链将重构商业生态圈。

林乐指出,2015年10月份,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文章标题写着《区块链可以改变经济的运行方式》,这是非常高的评价,我们自下而上看区块链是若干技术的组合,这种技术的组合构成一个去中心化的底层架构,基于这样的架构我们实现既公开又安全,既透明又私密的高效的平衡。这是一个节点上的分布式,但是在这个分布式上有一个逻辑的中心,这个有非常好的监管兼容性。

曹寅介绍,作为一种新型技术,区块链技术正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将经历四个阶段:

2014-2016“从0到1”,以金融机构为代表的传统组织开始审视区块链,开始在内部研究部署私链作为试验,有前瞻性的企业组成联盟,共同部署区块链;

2017-2020处于概念验证阶段,金融企业开始在有限的业务中采用区块链作为概念验证,其他行业开始认识区块链,前行者开始同步试验采用区块链开发行业应用平台型区块链独角兽;

2020-2025将初见颠覆由于得天独厚的优势,区块链在部分行业开始出现颠覆现象,例如众筹、共享经济、供应链金融等?大批应用型区块链独角兽将出现;

2025以后将形成区块链新经济,基于区块链、AI、物联网的下一代信息网络将演化出新的经济模式?新经济重塑生产关系,企业和商业模式的定义需要重新定义,基于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的DAO和Dapp大量涌现。

曹寅透露,实验室已经确定了未来三步走的发展路线图,即到

2016年底,能源区块链实验室将建成能源区块链主链,发行以核证碳减排量(CCER)为基础资产的数字资产——碳票,同时,实现不同能源垂直领域的若干应用实验室;

2017年中,落地若干具备商业价值的区块链应用,并以碳票为应用结算单位;

2018年底,基于能源区块链,建立具有一定规模和明确边界的新经济生态圈,并以碳票作为生态圈的价值中介之一。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表示,能源区块链的发展是具有前瞻性的,尽管当前很多新理念的具体应用前景还不明朗,但创新值得鼓励。关于能源互联网的落地,能源流和信息流是最容易突破的地方,最难互联的是电力流,因为缺乏需求,但需求是创造发掘出来的。

商业银行的互联网盟军——从信用中介到更广阔的信息中介市场

When God closes a door, somewhere He opens a window.

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会打开一扇窗户。

摘要:

当有人声称商业银行将会成为21世纪的市场上的恐龙时,而诞生600多年,具有持续进化能力银行,又获得了新的理论工具和进化方向,即区块链。区块链为何能帮助愿意成为下一代现代化商业银行,并且取得真正的成功?金融需求永恒,金融服务常新,来探讨这些有意思的话题吧。

一、银行是信息密集处理机构

在经济学范畴中,金融中介理论可以认为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应用。金融中介存在的三个理论基础是:一、中介具有规模经济和专门技术,降低资金融通的交易成本;二、中介具有专业的信息收集、处理和甄别能力;三、金融中介拥有专业信息处理能力,能缓解储蓄者和融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i]。而经典定义中的金融的本质是资金融通,即对有产权归属的货币相关的信息被流通、转让、使用和回收,尤其是在国家信用支持的法币时代,在现代计算机业和信息处理系统的帮助下,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金融业已经演变成了信息密集型行业,科技改变金融,金融改变生活。

发轫于2009年的区块链技术,一定是金融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获得数据、处理信息的最佳盟友。

得数据者得天下,能处理信息者则坐稳天下!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手中握有用户的信息的组织和机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过去的20年,是消费互联网勃发的时代,期间大量免费的社交类、搜索类、电子商务类信息流向互联网公司,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公司在获得信息方面获得了绝对优势,通过对大数据的处理也拥有了信息中介的能力,这是互联网金融得以安身立命并发展的基础。但走到今天,由于互联网基础构造的缺陷,缺乏对信息产权保护不够,导致互联网高度集中化,和极度侵犯个体隐私,而高度集中化结构下的互联网信息会压垮一切组织和机构。载消费互联网时代所形成的数据高度集中,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业就不能在即将到来的价值互联网时代获得原生于互联网上的信息。核心价值在数字化信息产权管理技术的区块链的出现,使银行们再次获得用户数据、加工用户数据并充当客户的信息中介人的角色将会更加强悍,银行家请你抓紧时间去与你的互联网盟友-区块链-建立盟约。

商业银行在消费互联网时代抓住了很多信息,但也失掉了很多数据,这对信息中介的角色定位影响是深远的。这种演变,都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指责的意思。商业银行是从事信用与期限转换的金融中介机构,基于对客户信息处理后的信用中介是其最基本、最能反映其经营特征的职能。在过去将近20年的时代里,商业银行忙着在专网中(Private Network)完成同城通兑,互联互通,数据大集中,一卡通,主要基于TCP/IP技术构造出一套信息传输基础设施,以及以大型、小型机为主的信息处理设施,并在这套基础设施上产生了一系列的业务创新,改变了社会和生活面貌,取得了领先,并掌握了一系列的信贷类数据。但在公共的移动互联网深入到社会生活的今天,抬头一看,发现用户群、用户的使用习惯也变了,而且基本上没有低成本,免费的方式获得了原生于互联网的大数据。商业银行失去了数字社会的用户,从而失掉了消费互联网场景中为其提供服务并实现业务变现的机会。如此继续演变,动摇了银行业存在的基础,确实可能失掉成为信息中介的角色。在新的环境中,越是以前成功的企业,转型越是艰难,这就是“创新者的窘境”——一个技术领先的企业在面临突破性技术时,会因为对原有生态系统的过度适应而面临失败。

二、互联网对银行的影响

此时此刻,来自科技领域的野蛮人已经站在了商业银行的门口。近20年来,来自科技领域的技术公司吆喝着互联网精神的口号:“开放、平等,协作、分享”,对零售批发业、传媒、社交生活领域发起来一轮又一轮颠覆式创新,改善了用户体验,在消费领域并取得了一轮又一轮的成功。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脑这个超级计算系统也接入并16个小时在线,连接一切正在变为现实。科技公司手中握着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手机等工具,不由自主的、自觉自发的进入经济体系运转的血管:金融领域。P2P网贷、股权众筹、第三方支付这样的业务新形态让银行业持续感受到来自新战场上的杀气、厮杀声。

大数据帮助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控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改变金融业态,是一件已经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据说,蚂蚁金服向超过100万家小微企业提供了贷款,都是在网上及其数据中心中完成,是“一分钟申请,两分钟审批,三分钟到账”,当然这个高速过程的前提是蚂蚁金服已经提前对这些潜在客户进行过风险评估。随着大数据的继续获得与对信息的处理,间接融资的比重将不断下降,直接融资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互联网金融继续发展,混业经营将会成为方向,现在来源不同的金融行业如银行、证券与保险之间货币、资产信息可能互相穿越,比如余额宝既是储蓄行为又是投资行为;甚至金融与非金融之间的界线也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比如网商允许客户先消费、后付钱。由阿里主导的网商银行和由腾讯主导的微众银行,没有实体分行,全部交易都在网上发生,这就是银行的一种新业态。而促成这个新业态的正是包括大数据在内的互联网技术。究其本质,钱就是一种信息,一种信用和信任,所以能得到信息者绝对取得下一步的发展,而那些没有低成本数据的银行的生存确会碰到问题。

三、再现自有优势的时机

但技术发展的幽默性在于,五十年代创造互联网时的注重信息传递技术诉求与自私利己的人性结合在一起,互联网上已经形成了若干孤岛,包含互联网公司在内的数据也并非大数据,也只是孤岛数据,这些孤岛数据也分门别派,老死不相往来,在“开放、平等,协作、分享”中成长发芽的互联网愈发的“不平等、不开放、不协作、不分享”,还有原生于互联网架构中的不安全。最有意思的是,目前的大数据行业是建设在沙滩上的,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对个体的数据使用不透明、而且滥用,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是很严重的。机构之间为了获得数据而互相撕扯的例子太多就不举了,那些x宝下线、x程等等事件只是被公布的万分之一比例安全事故而已。无论是谁,都能感受到的互联网应用愈来愈中心化,往返中心的带宽总是不够用,每一个中心的故障,都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即使下层的网络层IP层还是分布式的,但为了抵御中心化风险而做的大量加固措施,使互联网愈发中心化。中心化的互联网无法满足未来5到10年内1000亿终端接入[ii],只有区块链技术可以让互联网应用重新去中心化、分布化。更有意思的是,产权化后的信息会让现在的那些靠中心化、免费信息成长起来的巨型互联网公司也陷入“创新者的窘境”,无法左右手互博。

区块链的本质是数字化信息的产权管理技术,提高了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以及实时性。这会让所有的竞争者重新回到同一条起跑线上。在凯文凯利的布道后[iii],大家都有共识:未来几年,数据会更多地在每个人的智能设备(比如无人驾驶汽车)之间传输,不会回到发射塔、交换机或者“云”里面。到2020年,超过2/3的信息传送距离不会超过1公里。个体的那些数据医疗数据、财务数据、性生活数据,对共享汽车的拥有权、对共享汽车的使用权、信号灯的状态、出生和死亡证明、结婚证、教育程度、财务帐目、医疗过程、保险理赔、投票、能源……任何可用代码来、能编程、有产权的东西都会被分享出来。区块链科技的专长在于能对代表价值并接入互联网的信息和字节进行产权确认、计量、交易,以及借助分布式对信息永久的存储。因为其根源是对信息和数据的原子化,也就是确定所有权,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个体或者机构都知道“我创造出的数据是我的”,货币化每一个人所产生的数据,产生真正的契约合同,改善大数据使用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矛盾,为互联网金融的征信建设提供有益的帮助。在自私利己的人性激励下,区块链技术带来的安全透明、隐私保护等等特点,这会极大的激发出创造更多数据的内在激励。而且对数据“无授权,不能动”,个体的数据都会成为一门生意,当然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也可以是免费的。[iv]

四、下一个应用场景

现在回到金融业的应用场景来讲,未来的银行一定会在里面找到应用场景,在极大降低作业成本以及合规成本情况下,作为信息中介创造出新的价值。这会创造出大量的新的产品。想象一下,当一个人一生的大数据作为资产,需要对其加工处理,产生信用,这里面就会有大量信贷机遇出现,这样信息密集型处理和加工,正是银行的核心竞争力,由此现在回头去看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以华尔街为首的银行家纷纷投入巨资去研究发展区块链金融科技FinTech?也就能大概揣摩出拥有52家大银行的R3 CEV究竟想干些什么?在此,显然可以判断他们业务创新的落脚点在什么地方。

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说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面对来势汹汹的互联网公司,商业银行会因为区块链这个盟友的出现,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处理优势,在互联网时代获得新的机遇,继续充当信息中介角色,虽然在多年审慎监管的要求下,银行调转船头的速度不快,可是在普通人心中,国家信用背书的银行的信用是最好的。充分利用信用背书,更多的信息都会涌向银行,服务的客户会更多,为用户提供的产品类型会更多,服务面会更大。放飞思想大量的资产货币化,证券化的市场空间将是无比广阔。现在设想下商业银行如何利用区块链改造自己擅长的业务类型:

银行业务类型
仔细思考下就会觉得,其实互联网+区块链给银行带来了太多新的机遇。在信贷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比如银行也可以响应时代的号召,从事一些信息中介的业务,加上已有信用中介的正面形象和数据处理能力,靠近用户的大量营销人员,市场的局面一下子就开阔了。纯粹意义上的互联网公司其实不足惧!

五、必须要行动

最后,说一说银行该如何解释区块链这个盟友。其实就一句话: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培养出精通区块链的业务人员和技术人员。有了一个这样机遇,在互联网公司尚无法转身的时候,迅速进入一切有价值信息的创造、传递、经营,将会取得下一次竞争的胜利。

金融服务的业态可能会变化,但是对金融的需求从来都是永恒的,就看谁能通过点点滴滴的创新、或者颠覆性的创新取得领先的优势,服务好用户,最终取得市场上的胜利。

 

仁兄写于2015年12月31日,祝福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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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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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orWLR-2


[i] 《货币金融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 Financial Markets》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 Miskhin)

[ii]《设备民主:去中心化、自治的物联网 Device Democracy》IBM物联网论文

[iii]凯文•凯利斯坦福演讲预言未来20年科技潮流http://www.cyzone.cn/a/20141027/264795.html

[iv]《风投们进入区块链领域的正确姿势(知识)》王立仁http://www.8btc.com/vcrightmethod

[v] 《创新者的窘境》克里斯滕森

[vi] 《2小时区块链核心技术交流》 http://8btc.com/doc-view-316.html

安史之乱的A面和B面

 

安史之乱的A面:唐朝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进程中,充满了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忽然之间一支军队就崩溃了,忽然之间大好形势就逆转了……读者往往会诧异:那些决策者怎么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举动?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们举动荒唐,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考虑到背后推动他们的力量。很多不合理事件的背后,其实都是众多当事人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规划。只有理出事件背后的行为逻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场动乱何以如此展开,又何以如此收场。

政客与将领
要搞明白安史之乱,首先要梳理一下双方的力量对比。

当时唐帝国的军事力量集中在边疆,内地相当虚弱。这种虚弱不能完全归咎于政府的短视,它是一种很自然的因果反应。如果实行的是征兵制、府兵制,老百姓被轮番征发到边疆,几年之后带着作战经验返回家乡,这样内地会有一支潜在的预备部队。但是唐朝逐渐实行募兵制,军队开始职业化。这样一来,内地百姓就缺少实际作战的经验。《唐会要》里就说,中原之人,“老死不闻战声”。这样的一群良民怎么能跟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职业兵对阵?而唐朝又是外向型的强势国家,军事资源比较紧张,不可能把大量职业军白白囤积在内地,这样一来,内地就等于被解除了武装。比如安禄山刚反叛的时候,荥阳的民兵居然“闻鼓角声,自坠如雨”。这样的部队能中什么用?

能打仗的就是边军。天宝年间,整个帝国有十大节度使,四十九万边军。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支力量,一支是西北军团,包括陇右、河西两镇。此外还有一个朔方军,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划为西北军团。另一支力量则是安禄山的东北军团,包括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这两支军团大致实力相当,以天宝初年的数字计算,西北军团(包括朔方军)大约有二十一万军队,东北军团则是十八万军队。《通典》里记载,“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它说的二统,就是西北军和东北军。到了战争后期,双方都大量扩军,质量自然参差不齐。同样是一万军队,临时征募的军队和原来的职业军,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常能看到一支大军被小规模敌军击溃。史书上往往不交代军队构成读者对此往往莫名其妙,其实这跟军队构成有很大关系。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安禄山带着十五万大军南下,一路攻城破郡,如入无人之境。唐玄宗起用了两名大将封常清和高仙芝前去迎敌。这两个将领都非常优秀,但是临时拼凑出的军队,哪能抵挡住安禄山的东北军?两人一路退到潼关,死死守住关中的门户。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潼关地势险要,只要守住这里,就有时间抽调西北军团迎敌,慢慢挽回局面。但是唐玄宗做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决定,居然处决了这两位大将!这个决定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也许是他心态暴躁失衡,也许是疑心病发作,更有可能的是他并不理解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安史之乱中,唐朝政府作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但面临复杂局面,谁都难免犯错。错误并不等于荒谬。要说荒谬,只有这个决定是全盘荒谬的。

但唐玄宗敢这么干,是因为他觉得手里还藏着一张大牌,那就是哥舒翰。处死两位大将后,唐玄宗起用了哥舒翰做潼关的最高指挥官。哥舒翰本来也非常能干,但问题是他病了,中风瘫痪,躺在床上。唐玄宗让这样一个病人指挥大军,是不是另一个荒谬之举?倒也不完全是。当时河西、陇右两军正往前线抽调,在潼关聚集的军队非常庞杂,结构复杂,将领众多,确实需要一个压得住阵脚的元帅。哥舒翰和安禄山齐名,“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图石堡取紫袍”,是大唐帝国威名最显赫的将领。最重要的是,哥舒翰做过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是潼关那一大堆将领的老领导,确实能压得住阵脚。唐玄宗作为一个政治家,对政治管理方面很敏感,对军事方面则比较隔膜。他任命哥舒翰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虑,至于一个瘫痪病人如何指挥战役,他好像并不担心。既然他泡在华清池里也能管理一个帝国,那哥舒翰躺在病床上为什么就不能指挥一支军队呢?好像也可以吧。

当时的局面正向有利于唐朝政府的方向转变。唐军守住了潼关,安禄山被困在洛阳,无法西进。河西、陇右大军正向潼关集结,而朔方军则从侧翼攻入河北,和当地起义的郡县联合起来,声势浩大,眼看要切断安禄山和范阳老巢的交通线。安禄山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唐军形势一片大好。如果按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叛乱应该不会持续八年之久。但就在这时,唐玄宗又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他督促哥舒翰从潼关出发,进击叛军。结果局面就此完全翻转。

唐玄宗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有人说是杨国忠和哥舒翰有矛盾,所以要赶紧让哥舒翰出关,有人则说是唐玄宗骄傲自大等等,总之大家都觉得这个决定很蠢。每个人在事后评论的时候都会显得很聪明,一副“果然不出我老人家所料”的样子,其实如果让他坐在唐玄宗的位置上,很可能会下达同样的命令。因为这个命令并不是安全没道理的,从表面看甚至很有道理。

首先,唐玄宗也有他的顾虑。关中需要大量物资供应,每年通过黄河要运过来差不多四百万石粮食。现在安禄山把这条运输线给掐断了。物资只能经长江入汉水,然后从陆路运到关中,这样一来数量就大大减少,唐朝政府自然会感到经济上的压力,自然会盼着尽快收回洛阳,打通运输线。其次,你也不能说唐玄宗要钱不要命。他也掂量过军事局面,觉得出击没有问题。其实让我们和唐玄宗易地而处,多半也会觉得没问题。河西、陇右两军主力都在潼关,又加上了其他部队,潼关大军已超过二十万人。安禄山的军队则分散得多,一部分留在老家,一部分囤在洛阳,一部分在河北和朔方军周旋,真正部署在潼关前线的崔乾佑军团大约只有两三万人。西北军本身很强悍,历史上的战绩一点不比东北军差。现在它主力倾巢出动,凭什么打不赢和东北军的一个支队交手?唐玄宗当然会质问:哥舒翰为什么不能出军?唐玄宗的这个问题并不能说愚蠢。

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军事将领都反对出击。不光哥舒翰不同意,就连远在河北的朔方军将领也反对。由于史书上的记载很含糊,我们已经很难确定其中的原因,只能推测潼关军团一定存在巨大的弱点。军事家们都灵敏地嗅到危险,但政治家们却完全不能理解。在历史上,后方的政客和前线的将领间往往存在类似的冲突,这里面有利益上的矛盾,但更多的是认知上的分歧。将领不能切实感受政客的压力,政客也不能切身理解将领的风险。

结果发生了灵宝会战。哥舒翰的二十万大军在峡谷中覆没,逃回潼关的只有八千人。河西、陇右这两支西北军主力就此消失。西北军团被东北军团的一支小部队歼灭,这让唐玄宗极度震惊,但哥舒翰、郭子仪他们似乎在开战前就多少预测到了结局。问题出在哪儿呢?如果一定要猜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出在组织管理上。潼关大军结构过于庞杂,比如它的外族部队就有奴刺、颉、跌、朱耶、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陁、蓬子、处蜜、吐谷浑、恩结等一十三部落之多,而哥舒翰又是一个中风的病人,指挥管理上可能确实有问题。各军各自为政,前军受挫后,后军就自己崩溃掉了,黄河北岸的分遣队居然“望之亦溃”。史书上说:“瞬息间两岸皆空”。如果让我说的话,这支大军好像是被管理成本压垮的。

无论如何,政客和将领间的隔膜导致了可怕结果。政客压倒了将领,结果军事反噬了政治。形势一天之间全盘逆转。唐玄宗仓皇西逃,朔方军也被迫撤出河北。没有了正规军的支持,河北义军毫无抵抗能力,被残酷地镇压掉了。这是安史之乱中最黑暗的时刻。

父亲与儿子
唐玄宗西逃路上,发生了着名的马嵬坡之变。这个事件的背后藏着一个人,那就是太子李亨。

唐朝皇帝和儿子关系都非常坏,这几乎成了通例。李世民夺了父亲的皇位,武则天杀了好几个儿子,唐玄宗自己也是上欺下压,对上他强迫父亲李旦禅位,对下他赐死了包括太子李瑛在内的三个儿子。有唐百余年来,皇室的父子关系一直处于猜忌怀疑的状态中。后来各个朝代里也有类似现象,但好像没有哪个王朝能像唐朝这么严重。拿李亨的日子自然很不好过,天天在监视下过日子,宰相李林甫还不停找他麻烦,搞出过好几次政治案件,有一次案件涉及到了太子妃,李亨吓得马上表态和妻子离婚。

本来,李亨还要委屈好多年,现在安禄山反叛,唐玄宗逃跑,这对朝廷是个巨大打击,但对李亨来说,却意味着翻身的时候到了。现在的史学家大多认为他是马嵬坡之变的背后主谋,陈玄礼不过是具体执行者。有的学者甚至怀疑李亨曾想就势杀掉父亲,但是陈玄礼本人忠于皇帝,所以没有成功。我觉得这个猜疑有点过了。在那个环境下,如果发生皇家父子相屠的事件,对唐朝的生存会是致命打击。李亨不是安庆绪,而唐朝的政治大环境也不同于安禄山的军阀小朝廷,他应该不至于疯狂到这个地步。

但是马嵬坡之变确实帮助他摆脱了父亲的控制。事变过后,唐玄宗和太子很快分道扬镳。唐玄宗继续南下四川,太子则带着两千士兵前去投奔朔方军。达到朔方总部灵武城三天后,他就宣布登基,把四川的老父亲变成了太上皇。当然李亨不会说自己想当皇上,现在父亲惹出滔天大祸,丢人现眼地逃到四川去,该是换人的时候了。相反,他说父亲“久厌大位”,非要传给他,他没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云云。这件事形近篡权,但从大局考虑却是对的。如果李亨也跟着唐玄宗跑到四川,朔方军脱离朝廷的直接控制,很可能会进入瓦解状态。他以皇帝的身份留在平叛前线,就给平叛的军队提供了一面旗帜,一个核心,对平叛是有利的。史书上也记载说,听到灵武继位的消息后,“诸道徇国之志益坚”。

问题是唐玄宗会有什么反应?唐玄宗对李亨的举动一无所知。逃难路上,他还兴致勃勃地发号施令,封这个官儿封那个官儿的。但很快他就收到了喜讯:陛下久厌大位,非要传位给太子,现在太子终于答应了!这对当皇帝没当够的唐玄宗,无疑是兜头一棒。但他终究是浸淫政治多年的老政治家,虽然在军事方面显得相当迟钝,但在政治方面极其机灵。他马上意识到只能接受这个既定事实,否则必然会导致大决裂。风雨飘扬的唐室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事实上,李亨也判定了这一点,所以赌父亲不敢不买账。

唐玄宗只能买账。他做出欢喜无限的样子:“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同时非常精明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些筹码。他发布了一道诏书,在诏书里,首先他承认传位于太子,但是保留了一些条件:天下奏报除了送给皇帝以外,必须同时奏闻太上皇;离皇帝路远,不好及时处理的事情,太上皇可以“随事处置”。这等于说同时存在灵武和成都两个朝廷,灵武虽然权威更大,但成都也握有相当自主性。这一切什么时候结束呢?唐玄宗也给出了条件:克复上京以后。

唐玄宗确实考虑了大局。为了大局,他做出了一个皇帝能做出的最大让步,放弃了皇位。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做了小动作,而这个小动作对安史之乱的进程造成了深远影响。大多数人读历史的印象,都觉得好像唐玄宗就躲在成都,毫无能为。其实并非如此,唐玄宗在成都一直在积极插手政治,发号施令,在灵武的儿子对此极为讨厌。灵武和成都两个朝廷存在一种潜在的对立关系。李亨对此一直忧心忡忡的,既怕父亲卷土重来,也怕他在四川站稳脚跟。反正一天不把老父亲弄到眼皮子底下看住,李亨就一天不放心。好在唐玄宗在诏书中明确给出了条件:什么时候克服上京,什么时候结束两个朝廷的局面。这事不能拖,拖得越久,四川的父亲就越难对付。所以,李亨就收把复长安和洛阳当成了平叛的中心工作。

在军事上,这样并不划算。叛军的根据地在范阳,前线在长安,放在地图上就像一个巨大的弧形。这个战线过于漫长,首尾很难呼应,这成了它的一个软肋。谋士李泌就提出过一个军事计划,让朔方军以山西为基地,占据中间位置,同时威胁两头的长安和范阳,最后重点进攻范阳,范阳有难,则长安的叛军自溃。后来的军事史家普遍认为这个战略是正确的。一开始,李亨也赞同这个战略,但很快他就变卦了。他觉得还是要先收回长安、洛阳,把老父亲给收拾安顿了再说。这样做其实是把叛军往大本营赶,帮他们缩短战线,但是李亨顾不得这些了。后人往往指责李亨目光短浅,昧于大局。其实李亨不是不懂大局,而是他的利益和大局的利益并不完全吻合。站在宏观角度考虑,当然缩短战争时间最重要,但站在李亨本人的立场考虑,战事能缩短些固然好,但结束两个朝廷的局面却更加迫切。

李亨果然提前克复了长安和洛阳。唐玄宗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了儿子身边。太上皇在成都颐指气使的日子一去不返。他马上就被看管起来了。最后李亨还是不放心,干脆把父亲赶到了荒凉的西内,让他接触不到人。最后唐玄宗在幽禁中不明不白地死去。

李亨自己也有儿子要对付。在平叛过程中,他悍然处死了儿子建宁王,而建宁王被公认为最有才干的皇子。他的死因含糊暧昧,史学家们也众说纷纭,但想来无非是宫闱斗争的老一套。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安史集团里两次发生弑父。大燕皇帝好端端的,忽然就被儿子的人冲进来活活弄死,这个在唐朝集团是从没有发生过的。太子在马嵬坡没有动手杀害父亲,而只能采用复杂的政治手法脱离父亲的控制;而建宁王面对父亲李亨的诛杀,也毫无抵抗能力,这多少说明唐朝集团的政治体制要复杂成熟得多。

朔方军的苦恼
灵宝之战后,唐朝只剩下了一支完整的主力军,那就是朔方军。朔方军的战斗水平和叛军在伯仲之间,但是它的兵力不足。按照天宝初年的数字,它的编制只有六万四千多人,只有东北军团的三分之一强。河西、陇右军团的主力在灵宝战役覆灭,唐军一度处于绝对劣势,几乎有彻底灭亡的可能。好在这个时候安禄山忽然被杀,叛军的范阳集团和长安-洛阳集团出现了裂痕,这才拯救了唐朝政府。唐朝政府以灵武为基地,积极组织军事力量,从遥远的中亚调来的勤王军、河西陇右军团的残兵败将、从境外招来的一些外国兵、还有中看不中用的禁军…都以朔方军为核心整合了起来。

但是唐肃宗李亨不太信任朔方军。这倒不是他疑心病太重,也是当时形势所格。朔方军一支独大,已能决定唐朝政府的生死。当然,从我们的后见之明看,郭子仪怎么会是造反的人?但身处局中,唐肃宗如何敢确定?当年他父亲还觉得安禄山不会造反呢。何况从事后看,朔方军也确实不是绝对忠诚。大将李光弼晚年就不服朝廷号令,接替李光弼的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叛则逃外国,二十多年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反叛,逼得皇帝逃出京城。唐肃宗就像大多数皇帝一样,不敢将命运押在一个将领的忠诚上。我们读那段历史,总觉得他实在太过愚蠢,老是派出太监插手军事,老是处处擎肘,老是弄的前线事权不一。其实他这么做,并非是单纯的愚蠢,而是出于一种生存本能导致的恐惧感。

刚开始的时候,唐肃宗曾试图绕开朔方大将,用文官来带兵。他任用了宰相房琯,命他带一支军队去进攻长安。结果这位老宰相异想天开,不知从那本古书上学了条妙计,弄了两千辆牛车,准备给敌人结一个牛车大阵,结果可想而知,“人畜大乱”,惨败而归。颜面扫地的唐肃宗只能重新依靠朔方大将。安庆绪当时得不到范阳集团的支持,孤立无援,给了朔方军进攻的机会。同时,唐政府又向回纥借了四五千骑兵。回纥骑兵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一支最精锐的突击力量。这支联军果然击溃了安庆绪的部队,在公元758年收复了长安,接着一鼓作气又打下了洛阳。安庆绪逃到了邺城,唐军倾巢而出,把他团团围住,多年战乱眼看要结束。

可惜这只是一个错觉。被打败的只是安庆绪带领的长安-洛阳集团。等史思明的范阳大军终于南下救援安庆绪时,唐军就发生了著名的相州大溃败。这次溃败几乎可以和灵宝之战相比,九个节度使的六十万大军,一日之间土崩瓦解,让后世的读者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它并不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我们觉得奇特,是被唐军表面上的庞大所迷惑。其实只要算算就知道,这六十万是个纸面上的虚数,前线根本就没那么多军队。而且军队里头真能打硬仗的,还是以朔方军为骨干的那些边军。临时征集来的民兵没有多少战斗力。叛军一旦联合起来,实力就和这支军队相当接近,又何况唐军的管理调度有极大问题呢。

管理问题跟朝廷的政策有关。房琯败后,唐肃宗不得不依赖朔方将领,但他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尽量抬举朔方军的二把手,来平衡朔方军的一把手。这个策略贯穿了安史之乱的始终。郭子仪是朔方军最高领导,二号人物是李光弼,肃宗就有意抬高李光弼的地位。相州之战时,按道理应是郭子仪担任总指挥,唐肃宗却故意说郭李二人地位相当,不宜彼此节制,所以不设总指挥。其实他主要还是担心朔方军落于郭子仪一人之手。既然没有总指挥,特派员鱼朝恩太监就成了总协调员。但他一个太监,又没有多少威望,哪有本事让这么多剽悍将领听他的指挥?唐军再次出现各自为战的局面。相州大战时,双方战斗力相差无几,打到最后都出现了崩溃之势,但史思明很快就收拾住了局面,唐军却彻底溃败。战争局势瞬息万变,双方所差往往不过尺寸之间,政客们任何拖后腿的行为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相州溃败后,郭子仪被剥夺了指挥权,李光弼成了朔方军首脑,而原来的三号人物仆固怀恩上升到了二号。这本来不见得是坏事。李光弼比郭子仪会打仗。郭子仪指挥水平一般,治兵也不严,在相州他的部队溃散得极其严重,而李光弼却带军全身而退,双方军事水平高下立判。但是肃宗又故伎重演,捧仆固怀恩以平衡李光弼。李光弼待人严苛,仆固怀恩本来就和他不和,皇上这么一捧,更不听李光弼的指挥了。都要开战了两人还在争吵该怎么布阵,结果大军兵败邙山,史思明大军直逼潼关。这下唐肃宗倒是不用担心李光弼了,却要担心史思明了。谁料憨子有个傻福气,历史重演了一遍,史思明被儿子谋杀,叛军集团再度分裂。唐朝政府又侥幸逃出生天。

邙山战后,李光弼引咎辞职,朝廷试图以文官接管朔方军,派出宗室李国贞出任朔方诸镇行营都统,结果不到半年就被士兵杀害。经过一阵折腾后,朝廷不得已,还是派仆固怀恩出任朔方节度使。最后安史之乱就是在仆固怀恩手里结束的。这倒不是说他有多厉害,但要说军事才能,他还赶不上李光弼。可是他的命好。史思明被杀后,叛军四分五裂,史朝义几乎可以说是孤军奋战。而唐朝政府也发生了变化,肃宗驾崩,太子李豫继位,是为代宗。代宗继位不久,双方就进行了安史之乱中的最后一次大会战:昭觉寺战役。

仆固怀恩担任战役总指挥,李光弼、李抱玉、郭英乂等大将都参与了战斗,回纥精骑也再度助阵。在这次战斗里,将领们没有争吵没有拆台,所有人都拼命冲杀,就连在相州会战、邙山会战中两次起到破坏作用的太监鱼朝恩,这次也全力以赴做贡献,最终彻底击溃了史朝义部队。和相州之战比起来,这次可以说是打得相当漂亮,其背后的原因可能跟皇帝的更换有关。老皇帝肃宗远离战场,对政治平衡考虑得多,对军事效率考虑较少。新登基的代宗虽然也喜欢玩弄政治,但是他长期以太子身份亲临前线,毕竟对战场的残酷有切身体会。这一次,军事效率彻底压倒了政治平衡。皇帝唯一要的就是胜利,而胜利很快也就到来了。史朝义往范阳老巢撤退,仆固怀恩派军一路追击,最后史朝义自杀于卢龙温泉栅。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遂告终结。

但是皇帝和将军们的彼此猜忌没有终结。不久,李光弼郁郁而死,仆固怀恩则发动叛变,身死异域。幸好还留下了一个郭子仪。面对安史之乱后的烂摊子,皇帝不得不一次次起用郭子仪。他既是朔方军的精神领袖,又极有政治头脑。他一次次地被起用,又一次次地全身而退,最终成了一个神话般的人物。现代读者阅读唐书《郭子仪传》时,多少都会觉得有点愤懑不平,觉得皇帝过河拆桥,太过薄情。但是仔细想来,那篇传记的背后更多的不是皇帝的薄情,而是恐惧:将军的恐惧,以及皇帝的恐惧。

安史之乱的B面:叛军
如果只看前面的文章,难免觉得政府军方面矛盾重重,内耗极大。说起来确实是这样,但这也要看跟谁比。要是跟叛军集团比,那唐政府简直是君正臣贤,戮力一心,充满了正能量。

安禄山的惨叫
在战争初期,叛军还是挺有凝聚力的。安禄山在东北经营十几年,东北军团的将领都是他一手提拔培养,士卒都是他一手招募训练,全军眼中只有大帅没有朝廷。在某些方面,安禄山难免让人想起后来的袁世凯。安禄山和袁世凯一样,在指挥作战上并没有特别杰出的表现,但在练兵方面有超一流能力。唐人所著《安禄山事迹》就说安禄山“躬自抚慰,曲宣威惠”,手下士卒“莫不乐输死节”。在这方面,郭子仪有其惠恩无其严酷,李光弼有其严酷无其惠恩,朔方军中里没有一个将领比得上他。

安禄山军团以契丹人和奚人为主力,他手下的大将也几乎全是外族,读者不要被这些人的名字给迷惑了,比如史思明是突厥人,孙孝哲和王武俊是契丹人,李宝臣和张孝忠是奚人,李怀仙是胡人。从这个角度看,安史之乱确是一支外族人的军事集团对汉人王朝的攻击。但从另一方面看,朔方军的士兵里也有将近一半是外族人,而将领中李光弼是契丹人,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倒是郭子仪是货真价实的汉人。所以这场战争的民族性也很难讲。

这次叛乱,本来赢的希望很小。安禄山的东北军团和朝廷的西北军团本就实力接近,而安禄山是叛军,打下来的地方要分兵驻守,不服的地方要分兵镇压,这一来就不免落了下风。安禄山一度陷入困境,大发牢骚:“你们都劝我造反,说是万无一失。现在万无一失在哪儿呢?”但是天上忽然掉下两千多斤的大馅饼。灵宝一战,形势完全改观。西北军团主力被歼,叛军完全占据了上风。整个安史之乱中,叛军有两次最接近胜利,这次是第一次。

结果出事了。事情出在安禄山身上。安禄山这个人真的很奇怪。他有能力,有野心,但似乎没有很执着的天命感,而成就大事的人往往都需要这种天命感。安禄山更像是个投机家。他在打下洛阳之后就急吼吼地称帝,国号大燕。可形势一旦恶化,他就几乎丧失信念,觉得完蛋了,要输了。而手下怎么来宽解他呢?手下说:“纵事不成,收取数万众,横行天下,为一盗跖,亦十年五岁矣”,安禄山听后大喜:“还是你能让我心里豁亮!”刚当上皇帝,就筹划着流落江湖当个土匪头子,苟延残喘个十年五年的,而且他对这个前景还“大喜”,怎么看都不像个有宏图大略的枭雄。他这还不光是个人性格,整个安史集团普遍有这个问题。叛军最喜欢的事就是抢东西,然后把抢来的东西运回范阳老家,表现得不像皇太极而像座山雕。这就和和唐政府形成一个鲜明反差,安史集团军事效率更高,但是政治方面极度缺少规划,一副得过且过的样子,而唐政府在政治方面高度敏感,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军事效率。

而且安禄山还有病。他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身上长了很严重的疽疮,眼睛还失明了。造反起事不过一年多,身体就坏到了这个地步,确实让人觉得太过巧合,有些史家对此有过阴谋论式的推测。其实也未必,因为安禄山实在是太胖了。他体重据说有三百五十斤,唐朝的“斤”比现在的一斤还要重,所以安禄山的体重差不多有400斤。他洗澡的时候都没法自己穿衣脱衣,必须两个人先托着他肚子,然后一个亲随跪在地上,一边拿脑袋顶着他肚子,一边给他系腰带。唐玄宗因此还特批他带随从进华清池洗澡。顺便说一句,就冲这个描述,我就不信杨贵妃和他能有暧昧。重口味也不能重到这个地步嘛。胖到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安禄山得什么病都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怎么到五十多岁才病发。安禄山得病后,性情大变,对手下人极其苛刻,情绪非常暴躁。这种暴躁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生理上的痛苦,另一方面也跟局势有关。在反叛的最关键时刻,他不能行动,眼睛还看不见了,这很可能迫使他重新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安庆绪是法定接班人,但他性格懦弱,嘴巴也笨,据说讲话都讲不囫囵。安禄山本来就看不上他,原来这个问题还不急,现在自己变成这个样子,难免动了废立的心。

结果安庆绪提前下手了。这是一个叛军版的“马嵬坡之变”,不过更加残酷。唐朝皇室多少还有一套政治传统,做事要考虑政治上的影响,所以马嵬坡之变以妥协收场。但是安禄山领导的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胡人军事集团,双方都没有退路,安庆绪只能把安禄山杀掉。安禄山死的场面非常血腥,他手里攥着帐子惨呼大叫,肠子流了一床。

玄宗、肃宗父子间的斗争以权力的和平过渡结束,军队不乱,人心不散。但安禄山的死亡却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安庆绪弑父篡权,在法统上就站不住脚,而他又远远没有父亲对军队掌控能力。军队的凝集力明显开始下降。站在那些叛军大将的角度考虑,我们效忠大帅,但凭什么效忠大帅的这个逆子?又凭什么为这个平庸懦弱、口齿不清的安庆绪冲锋陷阵?何况大帅就是被他杀死的啊。他们勉强效忠安庆绪,也无非是因为大敌当前,集团必须有一个领头人而已。但是分裂的种子就此种下。如果还是拿袁世凯做一个比喻的话,安禄山死后的叛军集团就像是从“袁世凯时代”进入了“北洋时代”。

与此同时,安庆绪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当时几位大将正在太原围攻李光弼,安庆绪下令其他将领继续围攻,而抽掉史思明回范阳稳定大后方。在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但很快他就会明白这对他是何等致命。

两个集团的分裂
史思明可能是安禄山手下最能干的一个将领。但在叛乱开始的时候,安禄山并不太重用史思明,史思明也根本不算不上什么二号人物。事实上,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关系不太好。又一次,安禄山和契丹人打仗的时候遭到败绩,他想找个替罪羊,就相中了史思明。幸好史思明非常狡猾,躲在山里头不出来,等事情已经平息下来才出来见安禄山。这时安禄山不再需要替罪羊了,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还活着,我还担心什么?”安禄山起兵的时候,并没有带史思明南下;他留在北方的几个看家人,里头也没有史思明。他安排给史思明的工作是在河北进行扫荡工作。一开始,这个岗位并不太重要。谁知朔方军李光弼带着军队杀了进来,河北战区的地位变得非常重要,史思明地位日益上升。当然,他经常被李光弼打败,但是其他将领也被李光弼打败啊,谁能打得过李光弼?相比之下,史思明还算表现不错的呢。史思明正是在这个时期获得了独立成长的空间。相反,叛乱初期几个比较显眼的大将,比如崔乾佑、孙孝哲,反而因为身处前线,跟一把手捆绑得过于紧密,未能成长得起来。安禄山后来犹犹豫豫地封史思明做名义上的范阳留后,但没有让他回范阳,还是让他留下来跟李光弼继续打仗。

安庆绪让史思明返回范阳看家,这给了他一个最好的机会。叛军集团就有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它的战线过于漫长,很容易分成两个轴心,一个是范阳轴心,一个是洛阳-长安的前线轴心。史思明北返后,这两个轴心的分裂开始表面化。叛军从来没有将河南、关中当成自己的土地,在那里他们一直保持过客的心态,能抢便抢,能杀便杀,显得极其残暴。当地居民对叛军非常仇视,这样的占领区很难为叛军提供强大的支持。叛军抢来的财宝统统往范阳运,结果范阳囤积了大量物资,而那里兵源补充也更为方便,同时又远离主战场,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范阳集团的力量慢慢占了上风……

安庆绪前有劲敌,后无强援,说是大燕国的皇帝,其实处境极其尴尬。公元758年,唐朝集结起力量来,对安庆绪集团发起进攻,把它彻底打残。安庆绪逃到邺城,被团团包围。史思明起兵救援,结果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相州战役。安庆绪得救后,史思明应该和他保持一个什么关系呢?史思明很简单地把他弄过来杀了,顺手把安禄山的其他四个儿子一块宰了,自己做了大燕皇帝。从这个事就能看出叛军是一个什么样的集团。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史思明该把安庆绪供起来当个傀儡,哪怕你以“弑父”罪把他杀了,也该拥立一个安禄山的儿子当傀儡皇帝,然后慢慢地篡位。至少也要走个流程嘛,哪能这么说杀就杀?完全不讲什么政治合法性,就是赤裸裸的丛林规则。这要是搁在对面的唐朝,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说明叛军始终没有多少政治色彩,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不加掩饰的军事暴力集团。这样一个完全惟力是视的团体,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分裂。从政治角度看,叛军始终要比唐朝政府脆弱得多。

但是在军事上看,史思明还是很强大的。他不但击溃了唐军,还兼并了安庆绪军队的残余。范阳集团和前线集团获得了统一。史思明带着这支部队一路西进,在邙山击败了李光弼,一直打到陕州城下。《剑桥隋唐史》说“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在761 年春通过与人合谋将他杀害,他很可能推翻唐朝。”这个说法可能高估了史思明的能力,但是这确实是除了灵宝之战后的那段巅峰期外,叛军最接近胜利的一次。

结果又出事了。还是老问题,父子关系。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并不凶险狡诈。按照史书记载,他是一个谦虚宽厚的人,对手下人很好,在军队里颇受欢迎。但也许正因为他太受欢迎了,可能反而引起父亲的猜忌。史思明非常残暴,动不动就屠城,对手下人也是说杀就杀。这样的一个人,看到儿子受军队爱戴,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但是他们的父子关系并不是一直就剑拔弩张。《安禄山事迹》记载过一个故事,史思明本来不怎么识字,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阵忽然喜欢上做诗了。史朝义当时被封为怀王,正和大将周贽在前线作战,史思明想要慰问一下,就送给他们俩一筐樱桃,看着樱桃还吟了一首诗:“樱桃一笼子,半赤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一个手下插嘴说:“不如改成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这样押韵。”诗人史思明不高兴了:“我不知道韵是何物!怎么能让我儿在周贽下头!”但到了后来,两人关系越来越坏,史思明跟当年的安禄山一样,觉得儿子没本事,动了换接班人的念头。史思明是想把接班人换成小儿子史朝清。这段日子里,史朝清则一直在后方,史朝义则在前方带兵苦战,按理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其实不然。人类心理往往就是这么奇怪,干多错多,史朝义越是打仗,父亲越是觉得他打得不好;史朝清越是在后方,父亲越觉得他一旦施展出来肯定不错。史思明不断挑儿子毛病,有次还恶狠狠地说:“俟克陕州,终斩此贼!”史朝义害怕了,在别人的怂恿下抢先下手。史思明被缢死前说:“你们杀我太早了!为什么不等我攻克长安?现在大事不成了!”

大事果然不成了。这几乎是四年前安庆绪弑父的翻版。它产生了同样的后果,新的范阳-华北集团和新的前线集团开始分裂。叛军集团勉强接受了他当新的大燕皇帝,但是河北的几位将领开始各自为政,不服号令。此时叛军实力其实超过了唐军,却失去了进攻能力。在前面的文章里,唐朝皇帝给人的印象好像相当讨人厌,整天玩弄政治权术,拖前线的后腿。但是看看叛军集团,我们就会知道:一个拥有政治合法性、拥有号召力的皇帝,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

两京易取,河北难收
昭觉寺之战后,史朝义一路逃窜,仆固怀恩穷追不舍。史朝义连战连败,越来越像一条落水狗。唐朝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究”,就盯准了史朝义一个人穷追猛打。所以河北诸将们大多袖手旁观,看着这条落水狗在水里挣扎。史朝义终于奔回范阳老巢时,这个老巢已经容不下他。这个被众人抛弃的大燕皇帝只好自缢身亡。

唐朝和河北叛军达成了和解。他们向唐政府宣誓效忠,同时保留自己在河朔的地盘,不受中央政府控制。战争双方其实都没有赢,也都没有输。唐朝坐稳了江山,叛军则得到了一大块土地。打了八年仗,最后弄到这么窝窝囊囊的结局,难怪很多史学家感叹唐政府的短视,导致后患无穷。是啊,为什么不再加把劲儿呢?为什么不再趁着大好形势再剿一把呢?有人说这都怪仆固怀恩,他明明已经能打下河北了,却要养寇自重,所以才弄出这么个和解方案来。

这种想法其实高估了唐军的实力。说到这里,首先牵涉到一个问题:安史之乱为什么打了八年?在安禄山刚起兵的时候,这场战争确实不需要打八年。当时唐朝力量占据优势。河西、陇右军团能和安禄山的主力抗衡,河朔军还能出兵河北,如果应对得当的话,唐军确有可能在一两年内结束叛乱。但是灵宝战后,问题就不是几年能结束叛乱了,而是能不能结束叛乱。

河西、陇右军团被歼灭,这个损失一直到最后也没能被弥补。唐政府方面占地虽广,但整个江淮以南都没有被真正军事化,只能提供财政支持,在军事方面则自保有余,却无力对叛军发起进攻。唐军主要力量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朔方军主力,朔方军的一个支系河东军,再加上从敌人那里逃过来的一支平卢军。这支力量并不太强。在八年战争中,双方实力虽有所消长,但是总体来说,只要叛军联合起来,唐军就打不赢。史思明把叛军两个集团整合起来,就能横扫唐军直逼关中。而只要叛军分裂为河北集团和前线集团,唐军只盯着前线集团打,唐军就能打赢。也就是说,灵宝战后唐军始终是相对弱势的一方,而叛军则始终被分裂的问题所困扰。昭觉寺战役后,叛军的前线集团损失极大,接近消亡,敌军只剩下了一个集团,这时唐军又恢复了优势。但即便如此,河北集团也不是大家想象中苟延残喘的强弩之末。它的实力依旧和唐军比较接近。

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是个非常特殊的地区。陈寅恪先生对它做过专门的研究,指出这里有强烈的“胡化”倾向,和唐朝内地截然不同。这里种族混杂,民风剽悍,妇女儿童都能弯弓射箭,可以说是唐帝国内最具军事潜力的一个地区。如果看后来的唐代史,更会对河朔地区的战斗力有深刻印象。这里的士兵往往能以几州之地,和整个唐朝政府对抗。而以后来的契丹帝国之强,一个幽州藩镇就能独自把它阻挡于边境之外。而且这个地区对叛军是相当支持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叛军倒行逆施,哪里会有人民的支持?叛军在占领区确实极其残暴,形同野兽,比政府军要恶劣得多,当地居民肯定痛恨叛军。但是在安史集团的老巢,人们对安禄山等人往往相当推崇,甚至接近于宗教式的膜拜。直到叛乱结束很久以后,河北民间还有很多人称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田承嗣为了讨好军情民意,甚至把安庆绪和史朝义也加进去,弄了个“四圣”。河朔地区对中央政府的敌对情绪,由此也可见一斑。

正如黄永年先生在《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说的,“两京易取,河北难收”。这样的一个地区,哪里是容易平定的?何况唐军的实力还远谈不上雄厚呢。昭觉寺之战已是险胜,要一鼓作气扫清河朔,谈何容易?当时仅范阳的李怀仙就握有五万军队,加上其他军阀,可以凑出十多万大军。仆固怀恩攻进河北时手中军队不过一两万,哪有力量真去剿清叛军?即便唐军主力挥师北上,恐怕也非一两年可以成功。仆固怀恩确实太想立功,唐政府也确实妥协得太痛快,但是这个结局并非是某个人的蠢笨或者阴险所致,它主要还是实力对比的结果。叛军祭出了首领的头颅,唐朝牺牲了河朔的土地,双方这样勉勉强强地共存了下来。

作者:押沙龙

转自: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号:gjrwls)

1997年智能合约的鼻祖 The Idea of Smart Contracts -简化版

此文是尼克·萨博(Nick Szabo )博士所写,1994年创造了智能合约概念后于1997年提供的简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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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抵押品”? “抵押品”的目的是什么?它怎样梳理了我们的已有的关系?

我认为,尤其是合约的规范化,在我们的关系层面实现了理想化抵押品的蓝图。

多种类型的合约条款,如抵押品,债券,产权界定等等,可以嵌入在我们执行条款的硬件和软件中,通过这样的方式使那些不遵守协议者的违约成本很高,(如果需要的话,令人望而却步的)。举一个典型的活生生的例子,我们可以认为智能合约的原始祖先,是不起眼的自动售货机。在潜在的、损失有限的评估后,使钱箱里的钱远远少于破坏者付出的代价。根据显示的价格该机收取硬币,通过一个简单的机制形成了最初的计算机设计科学,有限自动,传递变化和制造。自动售货机是搬运合约:任何持有硬币的人可以与供应商交易。锁箱和其他安全机制保护储藏的硬币和货物会不被破坏,足以允许自动售货机有利可图地在各种各样的区域部署。

优越于自动售货机,智能合约通过数字的方法来控制有价值的、所有类型的任何资产。智能合约涉及到一个动态的、经常主动运作的财产,且提供更好的观察和核查点,其中主动措施必须分毫不差。

作为另一个例子,为汽车而设计出的假想数字保障系统。智能合约设计策略建议:持续完善抵押品协议以便其更充分地嵌入到处理资产的合约条款中。根据合约条款, 这些协议将使加密密钥完全控制于具有操作属性的人,其人正当地拥有该财产。在最简单的实现中,为了防止偷窃,除非被合法的拥有者完成正确的”挑战-应答“过程,否则车可以呈现出不可操作状态。

如果汽车用做以确保还贷,在这种传统的方式来在实现强大的安全性同时将创造一个头痛的债权人 – 收款人将不再能够查收赖账的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智能扣押权协议:如果物主不交费,智能合约调用扣押权协议,其把车钥匙的控制权交给银行。该协议可能会比雇佣追债人更便宜、更有效。进一步的细化,如生成可证明的扣押权权注销,以及当贷款已还清、处于困境和意外情况下的账户操作。例如,当车子在75号高速路上奔跑的时候,撤销车子的操作将是粗鲁的。

在连续细化的过程中,我们把一个粗糙的抵押品体系,具体化到一个个具体化的合约:

(1)选择性地允许业主锁定和排除第三方

(2)允许债权人接入的秘密途径

(3A)只在违约一段时间且没有付款时秘密途径被打开; 并且

(3b)最后的电子支付完成后将永久地关闭秘密途径。

成熟的抵押品体系将针对不同的合约执行不同的行为。继续讨论我们的例子,如果汽车的合约是一个租赁,最终付款将关闭承租人访问权; 购买了债权,那就关掉债权人的访问。通过连续的重新设计方式,抵押品体系越来越接近其合约的精髓:管理了覆盖财物,信息或被抵押的。可定性的、不同的合约条款,至于在财产在属性的技术差异,则引出不同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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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规范和保障公众领域的关系”,由尼克·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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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C)1997年 by 尼克·绍博
允许不经修改的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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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作允许不经修改的转发  2015年 by 人民汇金 王立仁
注明来自公众号:ZhangLianHuXin 和网站 ZhangLian.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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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见 http://szabo.best.vwh.net/smart_contracts_ide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