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想到的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将这个战略放在金融市场,该怎么操作?

  毛泽东同志曾多次说过,打仗并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说来说去无非就这四句话。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毛泽东把复杂的军事对抗提炼得如此经典,运用得如此娴熟,可以说亘古未有。土地革命时期,我军实行的是你打你的正规战,我打我的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你打你的速决战,我打我的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你打你的阵地战,我打我的运动战;抗美援朝时期,“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扔我的手榴弹”。针对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对手,毛泽东赋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不同的内涵,从而把一个个强劲对手拖入到自己最擅长的节奏,陷敌于灭顶之灾。

  历史很新也很旧。现在人类已进入了信息时代,但高技术只是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并没有改变战争的本质。几场信息化战争实践尽管涌现出不少新概念、新术语、新名词,但还没有哪一种说教能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比肩。面对当前并不安宁的国际周边形势,该怎样筹谋我们在未来战争中的对策?该如何打开非对称作战的着力空间?显然继承和发扬“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战略遗产及其中的精髓要义,是当仁不让的正确选择。

  先说“你”,即作战对手。你打你的,并非我不关注你怎么打,恰恰相反,我必须时刻盯紧你,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为着什么而来、带着什么家伙来,你的“三板斧”是什么、“后手棋”是什么、“穴位点”又是什么。摸不透对手的“驴脾气”,当然也就谈不上牵住对手的“牛鼻子”。对我们来说,势之优劣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思维和策略上的劣势;对手的现代化武器并没有什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对他的战略战术若明若暗。现代战争至少有上千种因素与打仗有关,研究对手需要从广度、深度、精度上下更大的功夫。毛主席当年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建立在我军充分了解对手、能给国民党团以上军官写自传的基础之上,今天的我们能做到几何?

  再说“我”。我打我的之“我”,不是一般的“我”,而是服从服务于政略下的“我”,应时刻提醒,知道自己是谁,什么是自己的特质,什么是自己的弱项;知道武器装备怎样用最好,和什么装备配套用最好,运用何种战法最好。中国有句民谚:人贵有自知之明;西方也有句名言:认识你自己。我军已三十多年没打仗,对目前的战斗力现状,一些人要么自信满满,要么疑虑重重。知己不真、知己不全、知己不深,乃用兵之大忌,必须以更大的勇气来纠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说到底就是以长克短。如果不注意“补短”,就会永远处于劣势;不重视“扬长”,长处就会“昙花一现”。

  最后说“打”。过去,以劣胜优是我们的无奈,不是我们的理想追求;将来,与强敌打堂堂之阵,当然也不是我们的愿望之所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一个“打”字看起来简单,实则有很多智力因素在支撑。革命战争年代,正是确立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和以诱敌深入为特点的运动战思想,我军日渐形成一套成熟的打法。信息化条件下,我军的新一套打法在哪里?答案似乎既清晰又模糊。马克思说过“真理是具体的”,这些年我军先后提出了许多诸如一体化联合作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等,对这些新的战略思想不能喊在口中、悬在空中,必须精耕细作、深入求解,变成具体的执行套路。同时,什么时候都要分清共性与个性,决不能被某些所谓战场舞台上的“流行曲”所左右,否则就容易落入“你练你的,我也练你的”之窘境,出现“你打你的,我也打你的”之危局。

  张西成

大视野 | 我的朋友王石,以及善与大意的代价

大视野 | 我的朋友王石,以及善与大意的代价

原创 2015-12-21 秦朔 秦朔朋友圈

过去一周,宝万之争演变为2015年中国的超级财经事件,而秦朔朋友圈一直失语,很不寻常。

在好几个群和秦朔朋友圈后台,不少朋友@我,让我发表意见,说现在写王石很容易“100000+”。也有几个朋友劝我不要写,至少现在不要写。他们说宝万之争不是简单事件,很可能旷日持久,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贸然动用个人影响力“站队”,未必是理性选择,“况且你和王石那么熟,难保客观性。不写,大不了读者说你漏题;写,说不定读者读出你夹杂私谊,何必呢?”

我选择了沉默。虽然我知道,万科一些管理层也希望我写点什么。

当然我也在做准备。我找了上海财经大学的优秀校友、新华信托前任董事长赵暖,希望他帮我从专业角度做中立性分析。赵暖在“上财”的校友微信群里组织了讨论,并亲自指导东方新华智库的高级研究员做研究,为秦朔朋友圈撰写报告。

我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可是,还是不打算写。

20号中午,我和吴晓波等朋友一起吃饭,晚上要和爱奇艺在万达索菲特酒店开一个Party。席间我说“准备等‘宝万之争’尘埃落定后再写”,吴晓波说,什么都定了,还有什么价值呢?

冥冥之中,我在万达索菲特写王石的这一天,王石也在酒店里。晓波告诉我的。可是,为了保证写作的纯粹性,我没有和王石联系。

这好像是秦朔朋友圈上线后,第一次,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也没有查什么资料,就要动笔了。不过也许是好事,因为全是真实的记忆和真切的心意。无论我说什么,相信王石都能理解。

凡有王石《道路与梦想》这本书的人,可以翻到最后,看看我写的“跋:这个人和这个时代”。那是2005年初,王石到《第一财经日报》艺海大厦我的办公室,我动员他写的。我参与了编辑,把书推荐给“蓝狮子”和中信出版社。书成后,王石希望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写序,也是我打电话给其仁老师约的。

上世纪90年代入行做新闻,我在房地产方面最早接触的企业家是广州珠江实业的辜学海、深圳万科的王石和香港中海的孙文杰(现在想想是多么幸运的事)。辜学海只是采访关系(前几年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谈我过去写的他),孙文杰去中国建筑总公司当总经理后只见过一次(但经常想念他),王石则和我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他是对我的商业价值观有正面影响的榜样和老师,是能够一起畅谈政经大事和家国情怀的朋友,更是我的兄长,感觉像家人一样。

前几年每次在上海见面,一般是晚饭后,他和在广州的王太通电话,都会说“我和秦朔在一起”。我没见过王太,只听王石说过她喜欢《南风窗》。王太在美国不幸遭遇车祸,在广州动了几次手术,王石非常操心。他和我一起坐车,看我不系安全带,就会立即让我扣上,因为王太就是没有系安全带出事的。

自打早年万科股改、王石放弃股权后,他就注定了此生上不了富豪榜。但是,曾是中国首富的碧桂园杨国强,见到王石也是喊王大哥,而且发自内心地尊重。那是好几年前的一个大年初一,中午,在增城凤凰城酒店,杨国强通过我约王石吃饭,探讨管理和用人问题。下午,王石就去四川登山了。王石,不是通过个人财富,而是通过万科这个中国新兴企业的杰出样板,通过他的思想、生命燃烧方式、以及对现代价值观的不妥协坚持,在中国房地产业赢得了“他说第二,无人称首”的大哥大地位。

时间到了2013年9月,我参加联合国的一个可持续发展论坛,事先和王石联系,刚好他在纽约。他约我到中央公园附近的文华酒店餐叙,外面一窗灯火,桌上几碟西餐,这是他去哈佛读书后我们第一次相见。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田朴珺。她用流利的英文点菜,讲她在纽约电影学院背古典英文的莎士比亚作品的艰难。而我最触动的一件事,是她说到学校报到时,因为在北京处理公司紧急事务迟了两天,接待她的美国人撇着嘴说:“知道这些中国人想什么。”意思是中国学生都想留在美国,所以总会耍些手腕。田朴珺怒了,为这事找律师,1000美元一小时,写了律师函,要对方道歉,甚至想起诉学校。事情最后以田朴珺的胜利告终。

我是从不问企业家个人隐私的媒体人,哪怕再熟,也不问。但那天晚上要离开时,田朴珺去洗手间补妆,我忍不住用手搂住王石,问了一句:“是不是很幸福?”他回答:“当然。”

等我们下了电梯,因为方向不同要各走各路时,王石说,也没什么事,送送你吧。我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附近的火车站,他们陪我在寒风中走了几十条街。中间田朴珺说,你们合个影吧,就给我们拍了几张。

说这些,不是要炫耀什么。如果是自炫之人,不会有什么企业家和我做朋友,不是一天两天,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

说这些,是希望大家不要再拿王石的个人隐私作为讨论材料。我希望王石好好的,王太好好的,小田好好的。人家的事自有道理,自有解决之道。我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大哥受这样的语言伤害。

在文华酒店餐叙后,我在《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了《对话王石》一文(文字整理者是第一财经在纽约的实习生袁艺铭),其中有王石这样一段话:

“未来就在我们身上,企业家不要去抱怨,不要用移民的办法应对社会的不确定,企业家精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冒险。如果我们都移民出去,企业家的作用也就消失了。滔滔江水是一股一股的溪流汇集而成的,中国的未来应该是民主、公平、正义、光明的,我们就像涓涓流水那样,要从自己、从自己的企业做起,如果自己不这样做,总是指望上面去改,那是没有希望。”

因为电脑上不了网,我是用手机搜索到这篇文章,当我抄下这段文字时,我泪流满面。

万科会不会失去王石,我不知道。我希望的是,中国不要失去他。

关于“宝万之争”的客观专业分析,今天秦朔朋友圈发表的《腻味了“万宝”的八卦,该听听400位金融行家的理性判断》已经给大家提供了。这篇8000字的报告我看了三遍,它对得起读者朋友。

我想跳出“宝万之争”,谈谈王石和万科对房地产和中国商业的价值与意义。

房地产的重要性和跟我们每个人的关联性不用再说。它是中国积累财富最巨最快的行业,是绝大多数地方政府数一数二的财源,是和政府关联度最高、受政策影响最大、审批环节最多的行业,它有太多传奇辉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太多福祉,但也有太多哀伤心痛、太多腐败糜烂。我经常觉得奇怪:一个这么大的超级行业,你去搜索一下那些整天牛皮哄哄或偷偷摸摸的房地产富豪们历年说的话,有几句和我们学过的MBA、EMBA的知识相关?都是政策、土地、面包面粉一类,似乎这个行业不需要现代管理,不需要核心竞争力,不需要企业文化,就是地地地,钱钱钱,官员官员官员的审批审批还是审批!房地产是生命的栖息地、工作的活动场、创造与承载财富的空间载体,本应充满对生命的敬重和尊严,但在我们的大量建筑空间里,又有多少对生命的不敬和马虎,似乎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延续(last)而是为了重建(rubuilt)?!

我不掩饰对王石和万科的偏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满足了我作为一个读书人,内心深处永不磨灭的对商业中的真善美和文明的向往。不是说万科无可挑剔,也不是说样样都无懈可击,而是说,王石和万科在这样的历史场域里,在这么漫长的时间考验中,始终坚持了一些最基本的商业伦理和理性逻辑,始终走在阳光道路上。看看和000002(万科深圳上市代码)同时期的那些房地产公司代码,有几个能走到今天?

大概是1997年前后,有一次跟王石聊起君安证券,他说:“在股市里赚人家的钱,赚得再多,都不是我想要的,我盖房子,赚钱再少也有个东西,人们可以住在里面生活,就像一块碑,将来人家可以说,哦,那是王石他们做的。”王石对股市的运作不感兴趣,也许与1994年春天著名的“君万之争”有关(君安证券代表万科部分股东向万科管理层提出“改革倡仪”,包括优化万科的产业结构、改组董事会等,类似西方的“委托书争购”,后以和解告终),但更重要的,我想还是价值观的问题。王石和万科相信,就整个行业而言,房地产当然有靠权钱交易获利、靠机会主义获利、靠捂地后的资产重估获利的那一面,谁都不能说自己百分百清纯,但是,不靠这些,靠扎扎实实做企业,也一定是可以成功的。而从长距离看,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真正成功,持久成功。他们这样一做就是30年。

多年前,王石曾经跟我讲过两个故事。一个是,早期万科和金田等公司竞争的时候,万科“不识做”,从政府那里拿不到好地,拿到同样的地要比人家贵很多,可是,压力之下,反过来促使万科在规划、物业管理上下工夫,把产品做好了,品牌叫响了,于是每个平方比附近的项目可以多卖1000块钱。另一个例子,深圳市前副市长、主管城市建设多年的王炬被抓,地产界人心惶惶,被叫去谈话的不少,有的逃之夭夭。有人问王石,你怎么还在这儿溜达,没事?王石说:“我做了十几年,就敢说这句话,我没有行过贿。”

万科的存在证明了,房地产,尽管有太多的灰黑阴暗的“中国特色”,但总的来说,依然是一个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行业。因为消费者是理性的,政策也是逐步规范的。例如,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那些拥有不少优良土地资源、上市圈得大笔资金的国企,或因被套惠州淡水,或因多元化乱投资作怪,早都烟消云散。而万科始终在可持续地发展。这不仅来自它的专业能力,也来自它始终坚持规范经营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气质和力量。在其他一些行业,这种力量也许很平常,但在房地产,只要你去计算一下有多少官员栽倒在土地批租、项目审核、规划报建、工程建设、配套服务、金融支持、税费减免、鉴证落户等所有“腐败的高危地区”,只要你随便问一个发展商经过了多少曲曲折折才从此岸游到彼岸(任何一个部门搞不掂都不行),你就知道,坚持规范经营并不容易。

王石姓王,他的大哥级气质也让他像个王。而万科,姓善。

善者长,善者久,但善者也有代价。纯粹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它的效率还不够高。你凡事求规范,不像有的发展商,没有证照也敢施工,下违规通知书照样我行我素,那你的时间成本就高;你是职业经理人体制,职业经理人是“风险中性者”,不会冒进,不会像杨国强、朱孟依那样严控成本,你的生产成本就高;你不会通过“台底交易”拿地,那你的土地成本也高。这样,在外界看来,就会有一种印象,万科好是好,但是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率,如果机制更靠近民企,可能发展得更好。N年以来,想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的民企有多家,他们的想法就是,“万科的牌子,加我的机制和土地成本优势,会有更大成功”。

但事实不是这么简单。债市的眼睛是雪亮的,万科资金成本很低。某个民企,在某个阶段某个市场可以胜过万科,但长周期、长距离竞赛,出问题的可能性比万科高很多。

拿些万科的股权不难,改组万科董事会、管理层不难,改组后优化业绩也不难(君安证券当年的不少建议万科后来都采纳了),难的是,你能不能坚持万科精神、万科规范,如果不能,成功可能是短期的。善是万科的灵魂,善就是走正道,走阳关道,如果你有杂念,如果你只是想赚钱,很可能的结果是,拿了今天的万科,失了明天的万科。

对整个中国商业来说,这也是一个关键时刻。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平衡商业绩效和商业之善。

因为善,王石放弃了股权,这是今天困境的根源。但是,如果不放弃,不是职业经理人体制,王石控股的万科能走到今天?!

因为善,也相信善,王石郁亮们没有走“控制权回报”之路。他们的薪水是很高,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私相授受的关联生意,没有“外快”。他们没有制度性地真正想过,如何保证他们的控制权。控制,是为了延续万科文明,这没有什么好非议的。

因为善,也得到了善报,王石相信,没有谁会去打他的注意,万科不会主动对他说“bye bye”。

在我看来,这都是善的代价,善的拖累。如果相信“人性恶”,如果相信“产权,至少是投票权,才是自我保护之源”,如果早作打算,以王石的地位和郁亮的财技,他们今天不会这样被动。

让王石、郁亮走开,万科的未来会更好些吗?中国的商界会更好些吗?如果最后的结局是这样,对于万科这个在行业里对社会具有最高的“正外部性”,在善良商道、阳光商道之路上走得最透明、最无畏、最健康的公司,是一个公平的选择吗?如果是这样,我们每个人,每个生命中“择善固执”的人,又将如何理解命运,以及命运的捉弄?!

未来,当我们回看资本浪潮忽高忽低飞翔的2015年,我相信一定会给它一个类似这样的标记:2015是中国经济金融化、资产证券化、要素自由化、融资直接化、并购普遍化、投资国际化的里程碑。它不是十多年前“德隆式整合”的资本回归,不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那种发行垃圾债券、进行行业并购的21世纪的中国版本,而是一系列新的时代变化下,金融力量崛起,资本话语崛起,财富大爆炸,要重构整个商业,无论线上还是线下,要改写传统格局,无论你是不是昔日的老大。

我在最近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希望中国进入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代替“富豪机会主义”的“好人赚钱时代”。我还有一个希望,中国进入用“好的资本”代替“权贵资本”、“投机资本”、“套利资本”,从而驱动中国创新转型的“良心资本时代”、“善良资本年代”。可能有人说,资本哪有标签?!那么你去看看巴菲特,看看立足中国的高瓴资本,你就会明白,金融自有王道,投资自有王道,这个王道,就像高瓴资本的创始人张磊先生最近在乌镇对我所说的,“要相信美好的东西,纯粹的东西,扎扎实实专业研究的东西,要投资于价值,投资于未来,投资于人才,真正的投资家同样需要企业家精神,他们只是碰巧成为(happened to be)了投资家。”

我希望也呼吁,企业家一端的“好人赚钱”,投资端的“良心资本”,双方能够良性互动,实现“共生主义”,共同开创大场面,帮助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优化的历史超越。这个过程不是放弃商业利润原则,而是要扬弃机会主义的商业原则,唯利是图的商业原则,尔虞我诈的商业原则,不计社会成本的商业原则。

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说过,“中国经济比较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更有效的演进途径”。他说中世纪的欧洲之所以能发展出世界贸易和非人格化的交易规则,与他们发展起来“保护个人产权、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执行这三样东西”,从而让个人之间的交换的代价大大降低这样一套制度体系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好人赚钱时代”还是“良心资本时代”,都需要政府、社会、公民等方方面面的努力。我们不是中国经济复兴的旁观者,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

在这篇你可能读的已经疲倦的文章的最后,让我给出我对“宝万之争”各方的直接评论和建议:

【给王石、郁亮】今天的“宝万之争”,虽然总体是善的代价所致,但也是大意的代价。善,也不应该大意。N年以来,房地产的日子太好过了,赚钱太容易了,没有多少房地产商不赚钱。万科是不是也多多少失去了马化腾式的惊悚(担心被某个新技术颠覆),马明哲式的在伤痛后继续奋起的韧性,任正非式的被美国市场驱逐、只能走向亚非拉欧的顽强?!惶者生存,惊悚者生存,万科是不是有点像“温水青蛙”?万科今天的一些困难,固然是善的代价,但是,有没有企业家精神遗失的原因?至于那些制度性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是不是也因为没有人敢挑战王石、连他的好朋友也为了面子而不挑战,所以被遮蔽?比如,冯仑兄讲其他人的故事,都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唯独在王石面前总是“学习万科好榜样”,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如果说错了,请冯仑兄原谅)王石不是神,他也一定有误区和盲点,我们一些朋友私下也说过,但我们有没有提醒过他?我们今天叹息,甚至我这样比较不坚强的人还要落泪,我们早干什么去了?王石他自己也不需要成为神!

【给姚振华】我与姚先生素昧平生,从未来往。但我一向尊重华南理工大学走出的企业家群体(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名),相信你是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我与潮汕富豪也有交道,他们顽强拼搏的精神我很钦佩。当年在黄光裕办公室看到“商者无域”的横幅和一只鹰的形象,这大概就是潮汕商人的气质。但最近我第一次去汕头,这个满街粤D车牌之地,今天的面貌比我家乡河南的省会郑州要差很多很多,不知道是怎么落实小平同志的特区战略的?从我粗浅的理解看,封闭性(只用自己人)、投机性(赚钱至上)、保守性(学习新知识迟钝)是潮汕商人亟待超越的障碍,而政商关系的清洁化则是潮汕商人上台阶的关键。希望你是新时代潮汕企业家的代表,而不是以成为某某首富为念。

【给万科股东】建议王石出任万科董事会终身荣誉主席,设立一项特别公益基金,让王石先生彻底离开经营,而专注于对中国商业文明更有价值的公益实践和知识普及,从万科的王石真正走向社会的王石、中国的王石,对于王石的薪酬待遇由董事会根据他的独特贡献给予特别安排,决不能“人走茶凉”;建议郁亮出任万科董事会主席,他从1999年万科的20多亿销售额领导公司做到今天的2200亿,没有非分之想,是他的江苏老乡周恩来式的优秀企业家。他已经要50岁了,完全具备了从更宏观的角度领导万科的德与才,他对于制度的钻研和财务的精通也有利于万科新的飞跃;建议万科在内部选拔70后、乃至75后的优秀年轻人担任万科总裁(或者执行总裁,简短过渡),用更新、更强、更有激情的精神,领导万科优化自身的生命力,创造一个活性化的新万科。

我是个中庸主义者,中庸的精神是“共生主义”,而不是排他主义、共死主义。我不愿意看到非此即彼、不共戴天的“宝万之争”,万科是宝,以万为宝,和谐共生,超越创新,是我的愿望。

如果说“宝万之争”是年度商业贺岁片,那是我看得最难受、落泪最多的一部大片。但是此刻,我想到圣经中的那句话,我只怕配不上这样的痛苦。

王石应该为中国继续做更大的事业,更新的事情。痛苦之后,他生命中的新时代可能刚刚开始。

我乐见王石的新时代,郁亮的新时代,万科的新时代,姚振华的新时代。基于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的共生主义,是理想的选择。而我全部的努力,就是为了让中国商业文明和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话语空间,高高飘扬。

共生主义的中国商界,它才让我们骄傲,让我们自豪。

王石仍然是一座金矿,我相信他的不屈不挠,我相信从他的生命土壤里,从无声无息的地球怀抱,必定能往上涌出生命之流、力量之流。今天,在他困难的时刻,让我们安静一些,让我们为他加油!

—–
原文见: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I5NDg0Mw==&mid=403248199&idx=1&sn=ac7601c9f7c96756b9e161aa2de8b302&scene=1&srcid=1221Te1HIQ0TkBGQnsMODUKM#wechat_redirect

民企就是野蛮人?卖菜的就不配控股万科?

2015-12-19 宏图 宏图说金融

本文为原创,作者宏图,北京大学毕业,10年证券风投经验,资深投资人。搜狐自媒体原创作家,了解金融从这里开始,给你最干货、最及时的财经政解。版权所有:公众号hongtushuo,欢迎转载、转发!

万科终于停牌了,为什么停牌,因为王石昨天表态,宝能是野蛮人,王石我不喜欢你。今天万科继续涨停,机构继续大规模扫货。宝能系继续增持,丝毫不被王石的口气吓到,展现出一副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针对媒体对宝能系杠杆收购万科股权一事的关切,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18日表示,市场主体之间收购、被收购的行为属于市场化行为,只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监管部门不会干涉。

从昨晚王石表态到今天,大量的文章刷满了宏图的朋友圈,无非就是宝能系是民营企业,没爹没娘的,不是好孩子,我万科大把高级人才,凭什么你来当老大。

不过事实是怎样呢?

姚振华是正宗的985&211工程大学毕业的,王石是三本学院!他身上有潮汕人的亮点,没背景只有拼能力和拼命;反观王石老丈人可是改革开放时期广东省副书记,成功后休妻纳妾秀恩爱;拿一本外国人的书暗指人家是野蛮人,姚明明是华工毕业的,媒体老说他卖菜干嘛?

看了王石的讲话,宏图也想一吐为快。

首先,王石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是没有资格去评论谁当大股东合适,谁当大股东不合适,越界了。股东之争,是华润和宝能之争,王石仅仅是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评论谁做股东合适谁做股东不合适,就是没整明白自己的身份,套用当前一句时髦的话,叫妄议。

其次,为什么民营企业就不能收购万科,只有华润才配做你爸呢?宝能这次花了大价钱,买了万科的股票,对于广大中小股东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终于有一个出钱出力的主子来了。反观华润,除了利用之前国家给的大量现金和土地做了赚了大把钱,没为万科出过什么力,唯一做的,就是分钱,卖股票。如果说人家出钱在市场上卖股票这么公开透明的事情都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话,那华润的前任宋林董事长干的事情,真不知道怎么用信用这个词来衡量了。

再次,民营企业作为当前活跃国家经济的支柱力量,必须予以保护。应当说,这次宝能收购万科,对于中小股民切身利益,对于国家的法律道德建设,对于资本市场制度建设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也充分展示出民营企业敢于担当,敢为人先的作风,是我们值得称赞的,而不是想王石所言,宝能就是一个土八路,根本不配我去跟你见面聊天,我只愿意见香港的某董事,香港的某名流,典型的一副瞧不起人家民营企业的样子,君不见香港的那些名流,有多少50年前也是干工厂出来的土八路,君不见王石你自己之前也是特区的一个小兵。

最后,我们讨论下王石的这次停牌。

王石终于停牌了,因为华润不会在二级市场上去帮王石,王石现在来了一个非公开发行,资本市场都是有规矩的,非公开发行最关键的就是发行对象和股东大会的表决权。

宏图判断,这次王石应该是董事会确定认购对象,引进友军,锁定三年。

宏图判断,发行对象肯定是王石认为靠谱的自己人了。价格直接锁定过去二十个交易日的价格的90%。(这也太欺负中小股民了,凭什么你的自己人就可以拿到这么便宜的股票,凭什么我就不行啊)

宏图判断,因为股东大会的表决需要关联方回避,所以这次应该不会引进华润作为董事会选定的投资人,否则股东大会华润不能投票,宝能肯定把方案给否了。

宏图判断,就算是找了别的友军来给王石站台,宝能一样会把这个方案给否了,因为宝能不可能让别人半价买进股票,同样,中小股东也会把方案给否了,因为中小股东也不同意别人半价买进股票。

宏图判断,民营资本总将控制万科,卖菜的,终将做大股东!

安史之乱的A面和B面

 

安史之乱的A面:唐朝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进程中,充满了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忽然之间一支军队就崩溃了,忽然之间大好形势就逆转了……读者往往会诧异:那些决策者怎么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举动?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们举动荒唐,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考虑到背后推动他们的力量。很多不合理事件的背后,其实都是众多当事人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规划。只有理出事件背后的行为逻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场动乱何以如此展开,又何以如此收场。

政客与将领
要搞明白安史之乱,首先要梳理一下双方的力量对比。

当时唐帝国的军事力量集中在边疆,内地相当虚弱。这种虚弱不能完全归咎于政府的短视,它是一种很自然的因果反应。如果实行的是征兵制、府兵制,老百姓被轮番征发到边疆,几年之后带着作战经验返回家乡,这样内地会有一支潜在的预备部队。但是唐朝逐渐实行募兵制,军队开始职业化。这样一来,内地百姓就缺少实际作战的经验。《唐会要》里就说,中原之人,“老死不闻战声”。这样的一群良民怎么能跟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职业兵对阵?而唐朝又是外向型的强势国家,军事资源比较紧张,不可能把大量职业军白白囤积在内地,这样一来,内地就等于被解除了武装。比如安禄山刚反叛的时候,荥阳的民兵居然“闻鼓角声,自坠如雨”。这样的部队能中什么用?

能打仗的就是边军。天宝年间,整个帝国有十大节度使,四十九万边军。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支力量,一支是西北军团,包括陇右、河西两镇。此外还有一个朔方军,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划为西北军团。另一支力量则是安禄山的东北军团,包括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这两支军团大致实力相当,以天宝初年的数字计算,西北军团(包括朔方军)大约有二十一万军队,东北军团则是十八万军队。《通典》里记载,“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它说的二统,就是西北军和东北军。到了战争后期,双方都大量扩军,质量自然参差不齐。同样是一万军队,临时征募的军队和原来的职业军,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常能看到一支大军被小规模敌军击溃。史书上往往不交代军队构成读者对此往往莫名其妙,其实这跟军队构成有很大关系。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安禄山带着十五万大军南下,一路攻城破郡,如入无人之境。唐玄宗起用了两名大将封常清和高仙芝前去迎敌。这两个将领都非常优秀,但是临时拼凑出的军队,哪能抵挡住安禄山的东北军?两人一路退到潼关,死死守住关中的门户。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潼关地势险要,只要守住这里,就有时间抽调西北军团迎敌,慢慢挽回局面。但是唐玄宗做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决定,居然处决了这两位大将!这个决定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也许是他心态暴躁失衡,也许是疑心病发作,更有可能的是他并不理解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安史之乱中,唐朝政府作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但面临复杂局面,谁都难免犯错。错误并不等于荒谬。要说荒谬,只有这个决定是全盘荒谬的。

但唐玄宗敢这么干,是因为他觉得手里还藏着一张大牌,那就是哥舒翰。处死两位大将后,唐玄宗起用了哥舒翰做潼关的最高指挥官。哥舒翰本来也非常能干,但问题是他病了,中风瘫痪,躺在床上。唐玄宗让这样一个病人指挥大军,是不是另一个荒谬之举?倒也不完全是。当时河西、陇右两军正往前线抽调,在潼关聚集的军队非常庞杂,结构复杂,将领众多,确实需要一个压得住阵脚的元帅。哥舒翰和安禄山齐名,“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图石堡取紫袍”,是大唐帝国威名最显赫的将领。最重要的是,哥舒翰做过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是潼关那一大堆将领的老领导,确实能压得住阵脚。唐玄宗作为一个政治家,对政治管理方面很敏感,对军事方面则比较隔膜。他任命哥舒翰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虑,至于一个瘫痪病人如何指挥战役,他好像并不担心。既然他泡在华清池里也能管理一个帝国,那哥舒翰躺在病床上为什么就不能指挥一支军队呢?好像也可以吧。

当时的局面正向有利于唐朝政府的方向转变。唐军守住了潼关,安禄山被困在洛阳,无法西进。河西、陇右大军正向潼关集结,而朔方军则从侧翼攻入河北,和当地起义的郡县联合起来,声势浩大,眼看要切断安禄山和范阳老巢的交通线。安禄山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唐军形势一片大好。如果按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叛乱应该不会持续八年之久。但就在这时,唐玄宗又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他督促哥舒翰从潼关出发,进击叛军。结果局面就此完全翻转。

唐玄宗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有人说是杨国忠和哥舒翰有矛盾,所以要赶紧让哥舒翰出关,有人则说是唐玄宗骄傲自大等等,总之大家都觉得这个决定很蠢。每个人在事后评论的时候都会显得很聪明,一副“果然不出我老人家所料”的样子,其实如果让他坐在唐玄宗的位置上,很可能会下达同样的命令。因为这个命令并不是安全没道理的,从表面看甚至很有道理。

首先,唐玄宗也有他的顾虑。关中需要大量物资供应,每年通过黄河要运过来差不多四百万石粮食。现在安禄山把这条运输线给掐断了。物资只能经长江入汉水,然后从陆路运到关中,这样一来数量就大大减少,唐朝政府自然会感到经济上的压力,自然会盼着尽快收回洛阳,打通运输线。其次,你也不能说唐玄宗要钱不要命。他也掂量过军事局面,觉得出击没有问题。其实让我们和唐玄宗易地而处,多半也会觉得没问题。河西、陇右两军主力都在潼关,又加上了其他部队,潼关大军已超过二十万人。安禄山的军队则分散得多,一部分留在老家,一部分囤在洛阳,一部分在河北和朔方军周旋,真正部署在潼关前线的崔乾佑军团大约只有两三万人。西北军本身很强悍,历史上的战绩一点不比东北军差。现在它主力倾巢出动,凭什么打不赢和东北军的一个支队交手?唐玄宗当然会质问:哥舒翰为什么不能出军?唐玄宗的这个问题并不能说愚蠢。

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军事将领都反对出击。不光哥舒翰不同意,就连远在河北的朔方军将领也反对。由于史书上的记载很含糊,我们已经很难确定其中的原因,只能推测潼关军团一定存在巨大的弱点。军事家们都灵敏地嗅到危险,但政治家们却完全不能理解。在历史上,后方的政客和前线的将领间往往存在类似的冲突,这里面有利益上的矛盾,但更多的是认知上的分歧。将领不能切实感受政客的压力,政客也不能切身理解将领的风险。

结果发生了灵宝会战。哥舒翰的二十万大军在峡谷中覆没,逃回潼关的只有八千人。河西、陇右这两支西北军主力就此消失。西北军团被东北军团的一支小部队歼灭,这让唐玄宗极度震惊,但哥舒翰、郭子仪他们似乎在开战前就多少预测到了结局。问题出在哪儿呢?如果一定要猜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出在组织管理上。潼关大军结构过于庞杂,比如它的外族部队就有奴刺、颉、跌、朱耶、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陁、蓬子、处蜜、吐谷浑、恩结等一十三部落之多,而哥舒翰又是一个中风的病人,指挥管理上可能确实有问题。各军各自为政,前军受挫后,后军就自己崩溃掉了,黄河北岸的分遣队居然“望之亦溃”。史书上说:“瞬息间两岸皆空”。如果让我说的话,这支大军好像是被管理成本压垮的。

无论如何,政客和将领间的隔膜导致了可怕结果。政客压倒了将领,结果军事反噬了政治。形势一天之间全盘逆转。唐玄宗仓皇西逃,朔方军也被迫撤出河北。没有了正规军的支持,河北义军毫无抵抗能力,被残酷地镇压掉了。这是安史之乱中最黑暗的时刻。

父亲与儿子
唐玄宗西逃路上,发生了着名的马嵬坡之变。这个事件的背后藏着一个人,那就是太子李亨。

唐朝皇帝和儿子关系都非常坏,这几乎成了通例。李世民夺了父亲的皇位,武则天杀了好几个儿子,唐玄宗自己也是上欺下压,对上他强迫父亲李旦禅位,对下他赐死了包括太子李瑛在内的三个儿子。有唐百余年来,皇室的父子关系一直处于猜忌怀疑的状态中。后来各个朝代里也有类似现象,但好像没有哪个王朝能像唐朝这么严重。拿李亨的日子自然很不好过,天天在监视下过日子,宰相李林甫还不停找他麻烦,搞出过好几次政治案件,有一次案件涉及到了太子妃,李亨吓得马上表态和妻子离婚。

本来,李亨还要委屈好多年,现在安禄山反叛,唐玄宗逃跑,这对朝廷是个巨大打击,但对李亨来说,却意味着翻身的时候到了。现在的史学家大多认为他是马嵬坡之变的背后主谋,陈玄礼不过是具体执行者。有的学者甚至怀疑李亨曾想就势杀掉父亲,但是陈玄礼本人忠于皇帝,所以没有成功。我觉得这个猜疑有点过了。在那个环境下,如果发生皇家父子相屠的事件,对唐朝的生存会是致命打击。李亨不是安庆绪,而唐朝的政治大环境也不同于安禄山的军阀小朝廷,他应该不至于疯狂到这个地步。

但是马嵬坡之变确实帮助他摆脱了父亲的控制。事变过后,唐玄宗和太子很快分道扬镳。唐玄宗继续南下四川,太子则带着两千士兵前去投奔朔方军。达到朔方总部灵武城三天后,他就宣布登基,把四川的老父亲变成了太上皇。当然李亨不会说自己想当皇上,现在父亲惹出滔天大祸,丢人现眼地逃到四川去,该是换人的时候了。相反,他说父亲“久厌大位”,非要传给他,他没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云云。这件事形近篡权,但从大局考虑却是对的。如果李亨也跟着唐玄宗跑到四川,朔方军脱离朝廷的直接控制,很可能会进入瓦解状态。他以皇帝的身份留在平叛前线,就给平叛的军队提供了一面旗帜,一个核心,对平叛是有利的。史书上也记载说,听到灵武继位的消息后,“诸道徇国之志益坚”。

问题是唐玄宗会有什么反应?唐玄宗对李亨的举动一无所知。逃难路上,他还兴致勃勃地发号施令,封这个官儿封那个官儿的。但很快他就收到了喜讯:陛下久厌大位,非要传位给太子,现在太子终于答应了!这对当皇帝没当够的唐玄宗,无疑是兜头一棒。但他终究是浸淫政治多年的老政治家,虽然在军事方面显得相当迟钝,但在政治方面极其机灵。他马上意识到只能接受这个既定事实,否则必然会导致大决裂。风雨飘扬的唐室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事实上,李亨也判定了这一点,所以赌父亲不敢不买账。

唐玄宗只能买账。他做出欢喜无限的样子:“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同时非常精明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些筹码。他发布了一道诏书,在诏书里,首先他承认传位于太子,但是保留了一些条件:天下奏报除了送给皇帝以外,必须同时奏闻太上皇;离皇帝路远,不好及时处理的事情,太上皇可以“随事处置”。这等于说同时存在灵武和成都两个朝廷,灵武虽然权威更大,但成都也握有相当自主性。这一切什么时候结束呢?唐玄宗也给出了条件:克复上京以后。

唐玄宗确实考虑了大局。为了大局,他做出了一个皇帝能做出的最大让步,放弃了皇位。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做了小动作,而这个小动作对安史之乱的进程造成了深远影响。大多数人读历史的印象,都觉得好像唐玄宗就躲在成都,毫无能为。其实并非如此,唐玄宗在成都一直在积极插手政治,发号施令,在灵武的儿子对此极为讨厌。灵武和成都两个朝廷存在一种潜在的对立关系。李亨对此一直忧心忡忡的,既怕父亲卷土重来,也怕他在四川站稳脚跟。反正一天不把老父亲弄到眼皮子底下看住,李亨就一天不放心。好在唐玄宗在诏书中明确给出了条件:什么时候克服上京,什么时候结束两个朝廷的局面。这事不能拖,拖得越久,四川的父亲就越难对付。所以,李亨就收把复长安和洛阳当成了平叛的中心工作。

在军事上,这样并不划算。叛军的根据地在范阳,前线在长安,放在地图上就像一个巨大的弧形。这个战线过于漫长,首尾很难呼应,这成了它的一个软肋。谋士李泌就提出过一个军事计划,让朔方军以山西为基地,占据中间位置,同时威胁两头的长安和范阳,最后重点进攻范阳,范阳有难,则长安的叛军自溃。后来的军事史家普遍认为这个战略是正确的。一开始,李亨也赞同这个战略,但很快他就变卦了。他觉得还是要先收回长安、洛阳,把老父亲给收拾安顿了再说。这样做其实是把叛军往大本营赶,帮他们缩短战线,但是李亨顾不得这些了。后人往往指责李亨目光短浅,昧于大局。其实李亨不是不懂大局,而是他的利益和大局的利益并不完全吻合。站在宏观角度考虑,当然缩短战争时间最重要,但站在李亨本人的立场考虑,战事能缩短些固然好,但结束两个朝廷的局面却更加迫切。

李亨果然提前克复了长安和洛阳。唐玄宗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了儿子身边。太上皇在成都颐指气使的日子一去不返。他马上就被看管起来了。最后李亨还是不放心,干脆把父亲赶到了荒凉的西内,让他接触不到人。最后唐玄宗在幽禁中不明不白地死去。

李亨自己也有儿子要对付。在平叛过程中,他悍然处死了儿子建宁王,而建宁王被公认为最有才干的皇子。他的死因含糊暧昧,史学家们也众说纷纭,但想来无非是宫闱斗争的老一套。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安史集团里两次发生弑父。大燕皇帝好端端的,忽然就被儿子的人冲进来活活弄死,这个在唐朝集团是从没有发生过的。太子在马嵬坡没有动手杀害父亲,而只能采用复杂的政治手法脱离父亲的控制;而建宁王面对父亲李亨的诛杀,也毫无抵抗能力,这多少说明唐朝集团的政治体制要复杂成熟得多。

朔方军的苦恼
灵宝之战后,唐朝只剩下了一支完整的主力军,那就是朔方军。朔方军的战斗水平和叛军在伯仲之间,但是它的兵力不足。按照天宝初年的数字,它的编制只有六万四千多人,只有东北军团的三分之一强。河西、陇右军团的主力在灵宝战役覆灭,唐军一度处于绝对劣势,几乎有彻底灭亡的可能。好在这个时候安禄山忽然被杀,叛军的范阳集团和长安-洛阳集团出现了裂痕,这才拯救了唐朝政府。唐朝政府以灵武为基地,积极组织军事力量,从遥远的中亚调来的勤王军、河西陇右军团的残兵败将、从境外招来的一些外国兵、还有中看不中用的禁军…都以朔方军为核心整合了起来。

但是唐肃宗李亨不太信任朔方军。这倒不是他疑心病太重,也是当时形势所格。朔方军一支独大,已能决定唐朝政府的生死。当然,从我们的后见之明看,郭子仪怎么会是造反的人?但身处局中,唐肃宗如何敢确定?当年他父亲还觉得安禄山不会造反呢。何况从事后看,朔方军也确实不是绝对忠诚。大将李光弼晚年就不服朝廷号令,接替李光弼的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叛则逃外国,二十多年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反叛,逼得皇帝逃出京城。唐肃宗就像大多数皇帝一样,不敢将命运押在一个将领的忠诚上。我们读那段历史,总觉得他实在太过愚蠢,老是派出太监插手军事,老是处处擎肘,老是弄的前线事权不一。其实他这么做,并非是单纯的愚蠢,而是出于一种生存本能导致的恐惧感。

刚开始的时候,唐肃宗曾试图绕开朔方大将,用文官来带兵。他任用了宰相房琯,命他带一支军队去进攻长安。结果这位老宰相异想天开,不知从那本古书上学了条妙计,弄了两千辆牛车,准备给敌人结一个牛车大阵,结果可想而知,“人畜大乱”,惨败而归。颜面扫地的唐肃宗只能重新依靠朔方大将。安庆绪当时得不到范阳集团的支持,孤立无援,给了朔方军进攻的机会。同时,唐政府又向回纥借了四五千骑兵。回纥骑兵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一支最精锐的突击力量。这支联军果然击溃了安庆绪的部队,在公元758年收复了长安,接着一鼓作气又打下了洛阳。安庆绪逃到了邺城,唐军倾巢而出,把他团团围住,多年战乱眼看要结束。

可惜这只是一个错觉。被打败的只是安庆绪带领的长安-洛阳集团。等史思明的范阳大军终于南下救援安庆绪时,唐军就发生了著名的相州大溃败。这次溃败几乎可以和灵宝之战相比,九个节度使的六十万大军,一日之间土崩瓦解,让后世的读者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它并不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我们觉得奇特,是被唐军表面上的庞大所迷惑。其实只要算算就知道,这六十万是个纸面上的虚数,前线根本就没那么多军队。而且军队里头真能打硬仗的,还是以朔方军为骨干的那些边军。临时征集来的民兵没有多少战斗力。叛军一旦联合起来,实力就和这支军队相当接近,又何况唐军的管理调度有极大问题呢。

管理问题跟朝廷的政策有关。房琯败后,唐肃宗不得不依赖朔方将领,但他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尽量抬举朔方军的二把手,来平衡朔方军的一把手。这个策略贯穿了安史之乱的始终。郭子仪是朔方军最高领导,二号人物是李光弼,肃宗就有意抬高李光弼的地位。相州之战时,按道理应是郭子仪担任总指挥,唐肃宗却故意说郭李二人地位相当,不宜彼此节制,所以不设总指挥。其实他主要还是担心朔方军落于郭子仪一人之手。既然没有总指挥,特派员鱼朝恩太监就成了总协调员。但他一个太监,又没有多少威望,哪有本事让这么多剽悍将领听他的指挥?唐军再次出现各自为战的局面。相州大战时,双方战斗力相差无几,打到最后都出现了崩溃之势,但史思明很快就收拾住了局面,唐军却彻底溃败。战争局势瞬息万变,双方所差往往不过尺寸之间,政客们任何拖后腿的行为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相州溃败后,郭子仪被剥夺了指挥权,李光弼成了朔方军首脑,而原来的三号人物仆固怀恩上升到了二号。这本来不见得是坏事。李光弼比郭子仪会打仗。郭子仪指挥水平一般,治兵也不严,在相州他的部队溃散得极其严重,而李光弼却带军全身而退,双方军事水平高下立判。但是肃宗又故伎重演,捧仆固怀恩以平衡李光弼。李光弼待人严苛,仆固怀恩本来就和他不和,皇上这么一捧,更不听李光弼的指挥了。都要开战了两人还在争吵该怎么布阵,结果大军兵败邙山,史思明大军直逼潼关。这下唐肃宗倒是不用担心李光弼了,却要担心史思明了。谁料憨子有个傻福气,历史重演了一遍,史思明被儿子谋杀,叛军集团再度分裂。唐朝政府又侥幸逃出生天。

邙山战后,李光弼引咎辞职,朝廷试图以文官接管朔方军,派出宗室李国贞出任朔方诸镇行营都统,结果不到半年就被士兵杀害。经过一阵折腾后,朝廷不得已,还是派仆固怀恩出任朔方节度使。最后安史之乱就是在仆固怀恩手里结束的。这倒不是说他有多厉害,但要说军事才能,他还赶不上李光弼。可是他的命好。史思明被杀后,叛军四分五裂,史朝义几乎可以说是孤军奋战。而唐朝政府也发生了变化,肃宗驾崩,太子李豫继位,是为代宗。代宗继位不久,双方就进行了安史之乱中的最后一次大会战:昭觉寺战役。

仆固怀恩担任战役总指挥,李光弼、李抱玉、郭英乂等大将都参与了战斗,回纥精骑也再度助阵。在这次战斗里,将领们没有争吵没有拆台,所有人都拼命冲杀,就连在相州会战、邙山会战中两次起到破坏作用的太监鱼朝恩,这次也全力以赴做贡献,最终彻底击溃了史朝义部队。和相州之战比起来,这次可以说是打得相当漂亮,其背后的原因可能跟皇帝的更换有关。老皇帝肃宗远离战场,对政治平衡考虑得多,对军事效率考虑较少。新登基的代宗虽然也喜欢玩弄政治,但是他长期以太子身份亲临前线,毕竟对战场的残酷有切身体会。这一次,军事效率彻底压倒了政治平衡。皇帝唯一要的就是胜利,而胜利很快也就到来了。史朝义往范阳老巢撤退,仆固怀恩派军一路追击,最后史朝义自杀于卢龙温泉栅。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遂告终结。

但是皇帝和将军们的彼此猜忌没有终结。不久,李光弼郁郁而死,仆固怀恩则发动叛变,身死异域。幸好还留下了一个郭子仪。面对安史之乱后的烂摊子,皇帝不得不一次次起用郭子仪。他既是朔方军的精神领袖,又极有政治头脑。他一次次地被起用,又一次次地全身而退,最终成了一个神话般的人物。现代读者阅读唐书《郭子仪传》时,多少都会觉得有点愤懑不平,觉得皇帝过河拆桥,太过薄情。但是仔细想来,那篇传记的背后更多的不是皇帝的薄情,而是恐惧:将军的恐惧,以及皇帝的恐惧。

安史之乱的B面:叛军
如果只看前面的文章,难免觉得政府军方面矛盾重重,内耗极大。说起来确实是这样,但这也要看跟谁比。要是跟叛军集团比,那唐政府简直是君正臣贤,戮力一心,充满了正能量。

安禄山的惨叫
在战争初期,叛军还是挺有凝聚力的。安禄山在东北经营十几年,东北军团的将领都是他一手提拔培养,士卒都是他一手招募训练,全军眼中只有大帅没有朝廷。在某些方面,安禄山难免让人想起后来的袁世凯。安禄山和袁世凯一样,在指挥作战上并没有特别杰出的表现,但在练兵方面有超一流能力。唐人所著《安禄山事迹》就说安禄山“躬自抚慰,曲宣威惠”,手下士卒“莫不乐输死节”。在这方面,郭子仪有其惠恩无其严酷,李光弼有其严酷无其惠恩,朔方军中里没有一个将领比得上他。

安禄山军团以契丹人和奚人为主力,他手下的大将也几乎全是外族,读者不要被这些人的名字给迷惑了,比如史思明是突厥人,孙孝哲和王武俊是契丹人,李宝臣和张孝忠是奚人,李怀仙是胡人。从这个角度看,安史之乱确是一支外族人的军事集团对汉人王朝的攻击。但从另一方面看,朔方军的士兵里也有将近一半是外族人,而将领中李光弼是契丹人,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倒是郭子仪是货真价实的汉人。所以这场战争的民族性也很难讲。

这次叛乱,本来赢的希望很小。安禄山的东北军团和朝廷的西北军团本就实力接近,而安禄山是叛军,打下来的地方要分兵驻守,不服的地方要分兵镇压,这一来就不免落了下风。安禄山一度陷入困境,大发牢骚:“你们都劝我造反,说是万无一失。现在万无一失在哪儿呢?”但是天上忽然掉下两千多斤的大馅饼。灵宝一战,形势完全改观。西北军团主力被歼,叛军完全占据了上风。整个安史之乱中,叛军有两次最接近胜利,这次是第一次。

结果出事了。事情出在安禄山身上。安禄山这个人真的很奇怪。他有能力,有野心,但似乎没有很执着的天命感,而成就大事的人往往都需要这种天命感。安禄山更像是个投机家。他在打下洛阳之后就急吼吼地称帝,国号大燕。可形势一旦恶化,他就几乎丧失信念,觉得完蛋了,要输了。而手下怎么来宽解他呢?手下说:“纵事不成,收取数万众,横行天下,为一盗跖,亦十年五岁矣”,安禄山听后大喜:“还是你能让我心里豁亮!”刚当上皇帝,就筹划着流落江湖当个土匪头子,苟延残喘个十年五年的,而且他对这个前景还“大喜”,怎么看都不像个有宏图大略的枭雄。他这还不光是个人性格,整个安史集团普遍有这个问题。叛军最喜欢的事就是抢东西,然后把抢来的东西运回范阳老家,表现得不像皇太极而像座山雕。这就和和唐政府形成一个鲜明反差,安史集团军事效率更高,但是政治方面极度缺少规划,一副得过且过的样子,而唐政府在政治方面高度敏感,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军事效率。

而且安禄山还有病。他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身上长了很严重的疽疮,眼睛还失明了。造反起事不过一年多,身体就坏到了这个地步,确实让人觉得太过巧合,有些史家对此有过阴谋论式的推测。其实也未必,因为安禄山实在是太胖了。他体重据说有三百五十斤,唐朝的“斤”比现在的一斤还要重,所以安禄山的体重差不多有400斤。他洗澡的时候都没法自己穿衣脱衣,必须两个人先托着他肚子,然后一个亲随跪在地上,一边拿脑袋顶着他肚子,一边给他系腰带。唐玄宗因此还特批他带随从进华清池洗澡。顺便说一句,就冲这个描述,我就不信杨贵妃和他能有暧昧。重口味也不能重到这个地步嘛。胖到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安禄山得什么病都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怎么到五十多岁才病发。安禄山得病后,性情大变,对手下人极其苛刻,情绪非常暴躁。这种暴躁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生理上的痛苦,另一方面也跟局势有关。在反叛的最关键时刻,他不能行动,眼睛还看不见了,这很可能迫使他重新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安庆绪是法定接班人,但他性格懦弱,嘴巴也笨,据说讲话都讲不囫囵。安禄山本来就看不上他,原来这个问题还不急,现在自己变成这个样子,难免动了废立的心。

结果安庆绪提前下手了。这是一个叛军版的“马嵬坡之变”,不过更加残酷。唐朝皇室多少还有一套政治传统,做事要考虑政治上的影响,所以马嵬坡之变以妥协收场。但是安禄山领导的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胡人军事集团,双方都没有退路,安庆绪只能把安禄山杀掉。安禄山死的场面非常血腥,他手里攥着帐子惨呼大叫,肠子流了一床。

玄宗、肃宗父子间的斗争以权力的和平过渡结束,军队不乱,人心不散。但安禄山的死亡却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安庆绪弑父篡权,在法统上就站不住脚,而他又远远没有父亲对军队掌控能力。军队的凝集力明显开始下降。站在那些叛军大将的角度考虑,我们效忠大帅,但凭什么效忠大帅的这个逆子?又凭什么为这个平庸懦弱、口齿不清的安庆绪冲锋陷阵?何况大帅就是被他杀死的啊。他们勉强效忠安庆绪,也无非是因为大敌当前,集团必须有一个领头人而已。但是分裂的种子就此种下。如果还是拿袁世凯做一个比喻的话,安禄山死后的叛军集团就像是从“袁世凯时代”进入了“北洋时代”。

与此同时,安庆绪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当时几位大将正在太原围攻李光弼,安庆绪下令其他将领继续围攻,而抽掉史思明回范阳稳定大后方。在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但很快他就会明白这对他是何等致命。

两个集团的分裂
史思明可能是安禄山手下最能干的一个将领。但在叛乱开始的时候,安禄山并不太重用史思明,史思明也根本不算不上什么二号人物。事实上,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关系不太好。又一次,安禄山和契丹人打仗的时候遭到败绩,他想找个替罪羊,就相中了史思明。幸好史思明非常狡猾,躲在山里头不出来,等事情已经平息下来才出来见安禄山。这时安禄山不再需要替罪羊了,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还活着,我还担心什么?”安禄山起兵的时候,并没有带史思明南下;他留在北方的几个看家人,里头也没有史思明。他安排给史思明的工作是在河北进行扫荡工作。一开始,这个岗位并不太重要。谁知朔方军李光弼带着军队杀了进来,河北战区的地位变得非常重要,史思明地位日益上升。当然,他经常被李光弼打败,但是其他将领也被李光弼打败啊,谁能打得过李光弼?相比之下,史思明还算表现不错的呢。史思明正是在这个时期获得了独立成长的空间。相反,叛乱初期几个比较显眼的大将,比如崔乾佑、孙孝哲,反而因为身处前线,跟一把手捆绑得过于紧密,未能成长得起来。安禄山后来犹犹豫豫地封史思明做名义上的范阳留后,但没有让他回范阳,还是让他留下来跟李光弼继续打仗。

安庆绪让史思明返回范阳看家,这给了他一个最好的机会。叛军集团就有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它的战线过于漫长,很容易分成两个轴心,一个是范阳轴心,一个是洛阳-长安的前线轴心。史思明北返后,这两个轴心的分裂开始表面化。叛军从来没有将河南、关中当成自己的土地,在那里他们一直保持过客的心态,能抢便抢,能杀便杀,显得极其残暴。当地居民对叛军非常仇视,这样的占领区很难为叛军提供强大的支持。叛军抢来的财宝统统往范阳运,结果范阳囤积了大量物资,而那里兵源补充也更为方便,同时又远离主战场,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范阳集团的力量慢慢占了上风……

安庆绪前有劲敌,后无强援,说是大燕国的皇帝,其实处境极其尴尬。公元758年,唐朝集结起力量来,对安庆绪集团发起进攻,把它彻底打残。安庆绪逃到邺城,被团团包围。史思明起兵救援,结果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相州战役。安庆绪得救后,史思明应该和他保持一个什么关系呢?史思明很简单地把他弄过来杀了,顺手把安禄山的其他四个儿子一块宰了,自己做了大燕皇帝。从这个事就能看出叛军是一个什么样的集团。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史思明该把安庆绪供起来当个傀儡,哪怕你以“弑父”罪把他杀了,也该拥立一个安禄山的儿子当傀儡皇帝,然后慢慢地篡位。至少也要走个流程嘛,哪能这么说杀就杀?完全不讲什么政治合法性,就是赤裸裸的丛林规则。这要是搁在对面的唐朝,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说明叛军始终没有多少政治色彩,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不加掩饰的军事暴力集团。这样一个完全惟力是视的团体,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分裂。从政治角度看,叛军始终要比唐朝政府脆弱得多。

但是在军事上看,史思明还是很强大的。他不但击溃了唐军,还兼并了安庆绪军队的残余。范阳集团和前线集团获得了统一。史思明带着这支部队一路西进,在邙山击败了李光弼,一直打到陕州城下。《剑桥隋唐史》说“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在761 年春通过与人合谋将他杀害,他很可能推翻唐朝。”这个说法可能高估了史思明的能力,但是这确实是除了灵宝之战后的那段巅峰期外,叛军最接近胜利的一次。

结果又出事了。还是老问题,父子关系。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并不凶险狡诈。按照史书记载,他是一个谦虚宽厚的人,对手下人很好,在军队里颇受欢迎。但也许正因为他太受欢迎了,可能反而引起父亲的猜忌。史思明非常残暴,动不动就屠城,对手下人也是说杀就杀。这样的一个人,看到儿子受军队爱戴,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但是他们的父子关系并不是一直就剑拔弩张。《安禄山事迹》记载过一个故事,史思明本来不怎么识字,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阵忽然喜欢上做诗了。史朝义当时被封为怀王,正和大将周贽在前线作战,史思明想要慰问一下,就送给他们俩一筐樱桃,看着樱桃还吟了一首诗:“樱桃一笼子,半赤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一个手下插嘴说:“不如改成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这样押韵。”诗人史思明不高兴了:“我不知道韵是何物!怎么能让我儿在周贽下头!”但到了后来,两人关系越来越坏,史思明跟当年的安禄山一样,觉得儿子没本事,动了换接班人的念头。史思明是想把接班人换成小儿子史朝清。这段日子里,史朝清则一直在后方,史朝义则在前方带兵苦战,按理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其实不然。人类心理往往就是这么奇怪,干多错多,史朝义越是打仗,父亲越是觉得他打得不好;史朝清越是在后方,父亲越觉得他一旦施展出来肯定不错。史思明不断挑儿子毛病,有次还恶狠狠地说:“俟克陕州,终斩此贼!”史朝义害怕了,在别人的怂恿下抢先下手。史思明被缢死前说:“你们杀我太早了!为什么不等我攻克长安?现在大事不成了!”

大事果然不成了。这几乎是四年前安庆绪弑父的翻版。它产生了同样的后果,新的范阳-华北集团和新的前线集团开始分裂。叛军集团勉强接受了他当新的大燕皇帝,但是河北的几位将领开始各自为政,不服号令。此时叛军实力其实超过了唐军,却失去了进攻能力。在前面的文章里,唐朝皇帝给人的印象好像相当讨人厌,整天玩弄政治权术,拖前线的后腿。但是看看叛军集团,我们就会知道:一个拥有政治合法性、拥有号召力的皇帝,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

两京易取,河北难收
昭觉寺之战后,史朝义一路逃窜,仆固怀恩穷追不舍。史朝义连战连败,越来越像一条落水狗。唐朝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究”,就盯准了史朝义一个人穷追猛打。所以河北诸将们大多袖手旁观,看着这条落水狗在水里挣扎。史朝义终于奔回范阳老巢时,这个老巢已经容不下他。这个被众人抛弃的大燕皇帝只好自缢身亡。

唐朝和河北叛军达成了和解。他们向唐政府宣誓效忠,同时保留自己在河朔的地盘,不受中央政府控制。战争双方其实都没有赢,也都没有输。唐朝坐稳了江山,叛军则得到了一大块土地。打了八年仗,最后弄到这么窝窝囊囊的结局,难怪很多史学家感叹唐政府的短视,导致后患无穷。是啊,为什么不再加把劲儿呢?为什么不再趁着大好形势再剿一把呢?有人说这都怪仆固怀恩,他明明已经能打下河北了,却要养寇自重,所以才弄出这么个和解方案来。

这种想法其实高估了唐军的实力。说到这里,首先牵涉到一个问题:安史之乱为什么打了八年?在安禄山刚起兵的时候,这场战争确实不需要打八年。当时唐朝力量占据优势。河西、陇右军团能和安禄山的主力抗衡,河朔军还能出兵河北,如果应对得当的话,唐军确有可能在一两年内结束叛乱。但是灵宝战后,问题就不是几年能结束叛乱了,而是能不能结束叛乱。

河西、陇右军团被歼灭,这个损失一直到最后也没能被弥补。唐政府方面占地虽广,但整个江淮以南都没有被真正军事化,只能提供财政支持,在军事方面则自保有余,却无力对叛军发起进攻。唐军主要力量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朔方军主力,朔方军的一个支系河东军,再加上从敌人那里逃过来的一支平卢军。这支力量并不太强。在八年战争中,双方实力虽有所消长,但是总体来说,只要叛军联合起来,唐军就打不赢。史思明把叛军两个集团整合起来,就能横扫唐军直逼关中。而只要叛军分裂为河北集团和前线集团,唐军只盯着前线集团打,唐军就能打赢。也就是说,灵宝战后唐军始终是相对弱势的一方,而叛军则始终被分裂的问题所困扰。昭觉寺战役后,叛军的前线集团损失极大,接近消亡,敌军只剩下了一个集团,这时唐军又恢复了优势。但即便如此,河北集团也不是大家想象中苟延残喘的强弩之末。它的实力依旧和唐军比较接近。

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是个非常特殊的地区。陈寅恪先生对它做过专门的研究,指出这里有强烈的“胡化”倾向,和唐朝内地截然不同。这里种族混杂,民风剽悍,妇女儿童都能弯弓射箭,可以说是唐帝国内最具军事潜力的一个地区。如果看后来的唐代史,更会对河朔地区的战斗力有深刻印象。这里的士兵往往能以几州之地,和整个唐朝政府对抗。而以后来的契丹帝国之强,一个幽州藩镇就能独自把它阻挡于边境之外。而且这个地区对叛军是相当支持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叛军倒行逆施,哪里会有人民的支持?叛军在占领区确实极其残暴,形同野兽,比政府军要恶劣得多,当地居民肯定痛恨叛军。但是在安史集团的老巢,人们对安禄山等人往往相当推崇,甚至接近于宗教式的膜拜。直到叛乱结束很久以后,河北民间还有很多人称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田承嗣为了讨好军情民意,甚至把安庆绪和史朝义也加进去,弄了个“四圣”。河朔地区对中央政府的敌对情绪,由此也可见一斑。

正如黄永年先生在《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说的,“两京易取,河北难收”。这样的一个地区,哪里是容易平定的?何况唐军的实力还远谈不上雄厚呢。昭觉寺之战已是险胜,要一鼓作气扫清河朔,谈何容易?当时仅范阳的李怀仙就握有五万军队,加上其他军阀,可以凑出十多万大军。仆固怀恩攻进河北时手中军队不过一两万,哪有力量真去剿清叛军?即便唐军主力挥师北上,恐怕也非一两年可以成功。仆固怀恩确实太想立功,唐政府也确实妥协得太痛快,但是这个结局并非是某个人的蠢笨或者阴险所致,它主要还是实力对比的结果。叛军祭出了首领的头颅,唐朝牺牲了河朔的土地,双方这样勉勉强强地共存了下来。

作者:押沙龙

转自: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号:gjrwls)